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因素的考察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土地处置方式对市民化能力影响最为显著,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和参加社保数量次之,参加培训次数、求助人数和子女上学也有影响,而职业技能、社区参与、工会参加、获得城市户籍和签订劳动合同则没有影响。本文从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和二元制度改革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

市民化进程要与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以避免市民化不足和市民化跃进。市民化程度如何关系着政策制定的导向,笔者对市民化程度的测度进行了试探性研究。本文运用调研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采用Oaxaca分解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6091名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

[目的]文章通过意愿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层面分析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的代际差异,为地方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指导意见。[方法]文章基于湖南省6 091名农村流动人口样本,选取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余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为控制变量,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通过城市和年龄的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相比于"务工经商"的流动群体,拥有"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收入"和"已建立健康档案"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在城市落户定居;现有市民化政策更加倾向于男性,但女性的落户意愿反而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落户可能性越大"仅限于第一代农民工;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需求的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结论]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关注进城务工子女教育、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健康教育宣传能够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是我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市民化缓慢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结合西安市417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其生活满意度、个人背景、与城市居民差异和收入福利这4个因子的影响,其中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强,而住房、收入和工作稳定度又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提高工作稳定度等方面给出建议,帮助提高西安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苏皖两省4市713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从代际传承视角切入,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多元线性回归(OLS)和分位数回归(Q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承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父代城市融入程度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非常接近,但认知结构具有一定差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均有显著影响;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资本积累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会发生相应变化。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群体性维权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全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参加群体性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状况、参加同乡会、务工领域和务工收入、医疗保险制度评价和失业保险制度评价对农民工群体性维权行为影响显著,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风险偏好及所在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影响不显著。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群体性维权行为的代际差异较小。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文章利用江西省460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是农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政策。通过实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转户意愿、小孩数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显著影响,农民工性别、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现实考量与政策选择

引导在大中城市务工农民工返乡到户籍所在的中小城镇,实现就近就地转移,是未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作者研究运用推拉理论对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辽宁省三县市的回流农民工数据,对农民工回流市民化进行考量,发现90.98%的回流农民工已成为回流县镇的永久迁移者,所有回流县镇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程度为78.72%。文章从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县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县镇居住条件及扶持回流农民工创业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促进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     

家庭半移民、代际市民化与政策创新——基于城市社区农民落户家庭的调查

户籍改革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但极少有人研究农民家庭落户城镇的具体情形。本文通过分析调查资料,发现这种家庭具有半移民特点,即其成员的身份有市民也有农民、职业有务工也有务农、公共服务供给有城市也有乡村,其市民化可能要通过代际过渡来完成;因此,需要农民市民化、家庭公共服务、城市社区治理等方面的政策创新。     

“离乡不离土”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的分析

"十三五"时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改善人地关系、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文章测算了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半"市民化阶段,其中,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拉低了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代际差异,其中,东、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更大。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基于南京市的调查

基于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存在的代际差异。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并通过比较影响新生代和传统农民工参保行为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代际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明显高于传统农民工。个人因素、就业非正规性、移民倾向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被征地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而产生的边缘弱势群体,其市民化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451名被征地农民的实地调研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切入,考虑被征地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特质,通过构建包括身份符号市民化、基本指征市民化和思维行动市民化三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评价体系来测度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水平,同时运用Olog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代际被征地农民市民化影响因素差异。研究表明:第一,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水平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水平明显高于老一代被征地农民。第二,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水平影响因素存在代际差异。健康状况、被征地年限、务农经验等因素对两代被征地农民市民化影响的差异性最为明显。最后结合实证分析提出整体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启示。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程度依赖于其城市定居生活的物质资本、城市社会参与的权利资本、城市发展能力获得的人力资本以及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等因素,其中权利资本获得和拥有的状况取决于制度供给状态,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目标实现的自致性因素。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民工自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短缺,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以公平的收入制度安排和财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手段增加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户籍制度重构和社会保障权利复归为核心赋予农民工权利资本,以教育和培训为途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社会关系重建和组织网络形成为基础培育农民工社会资本,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优化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策略分析——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

现阶段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对象受限、供给内容不当和供给标准不明等问题。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但固化的二元户籍制度仅仅是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表象，而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收益不对等及不完善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才是导致制度困局的关键。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不在只停留在农民工市民化现象的本身，而是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着眼，深入剖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制度层面的原因，这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文献述评、理论建构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础课题,对农民工市民化实践也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未能全面建构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的社会人思想出发,运用结构、过程与后果相统一的系统方法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有7种影响因素,即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现代化、国家政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及城市的市民化容量与需求,其中前3种是历时性社会环境因素,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后4种是共时性主体实践因素,形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这一发现,为理论上的农民工过程逻辑建构提供了前提,也在实践上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规划、政策、成本、农民工发展等系列政策创新建议。     

农民工职业流动性代际差异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民工调研数据

本文依据江西调查样本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性别、家庭负担、打工是否压力大、总收入趋势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但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婚否、土地流转意愿、离职综合因素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影响程度也有较大代际差异。     

农地收益、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基于国家卫计委进行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专项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老家农地收益和打工所在地提供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分为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即是否愿意融入到城市、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以及是否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研究发现,(1)老家农地收益越高则显著降低了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的意愿;(2)打工所在地拥有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户口转换意愿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户口转换意愿的影响程度,大大高于养老保险对其的影响;(3)老家农地收益和打工地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三个维度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较为复杂。本文认为,应该实施以土地换户籍的政策、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尤其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和补偿待遇,并将外来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范畴,以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和提高城市化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