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犯罪立法评析

证券犯罪是指在证券发行与交易过程中,违反证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破坏证券市场秩序,危害严重,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刑法中规定证券犯罪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完善证券市场法律调控体系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我国证券犯罪刑事立法虽然日益完善,但也存在严重不足,如新《证券法》与刑法之间缺乏协调性,刑罚手段之缺陷等。完善证券犯罪立法的措施是：加强《刑法》与新《证券法》的衔接,增设证券犯罪罪名,完善刑罚体系。     

论刑法中资格刑的合理性及我国的立法完善

现代刑法中资格刑的地位日益突出。以环境刑法为例,资格刑在适用刑罚观念变迁、刑事政策趋势、惩罚犯罪需要以及刑事立法体例调整等方面均具有显著合理性。我国刑法应当加强有关资格刑的立法。     

证券市场改革下的新形态证券犯罪

公司法与证券法在2005年同时进行修正，对国内的证券金融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利用新证券交易制度的潜在漏洞所进行的新形态证券犯罪行为却也随之发生。而为了配合证券法的修正，刑法在2006年也进行修正，除了对原有的证券犯罪构成要件进行修改以外，还特别针对新形态的证券不法行为进行犯罪化。根据修法后的内容，新形态证券犯罪的制定与修正解决了证券市场的管理问题，强化了刑事制裁的力度，明确了刑法对证券犯罪的规范作用。     

谈《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完善

我国《刑法》在定罪、刑罚的设置和适用方面对未成年犯罪人都给予了特殊的保护,对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进行严厉的制裁。在刑法中应取消未成年时期的刑事污点,对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犯罪作一般性规定,并增设社区矫正处罚方式。     

新中国刑事政策之犯罪观嬗变——基于两部刑法典颁行的考察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脱胎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为1979年刑法所明确。它和刑事法体系都蕴含了从"敌人"到"犯罪人"的犯罪观嬗变,展示了一定的法治理念和科学精神。虽然,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为1997年刑法废除,但是其犯罪观的转向为以后的严打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带来启示:把犯罪者当做"人"是当代刑事政策和刑事法体系构建的逻辑主线。     

应对微罪之非刑罚处罚方法探究

我国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是指依法对实施微罪而被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人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实体上的处罚，是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之一。《刑法》第37条应被理解为独立的免罚事由。针对司法实践中非刑罚处罚方法长期低效运行的现状，立法上有必要增设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完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以实现刑事制裁方法的多元化和轻缓化；司法上，应转变有罪必罚的传统报应观念，确立刑罚谦抑性和最后性的理念，对于实施微罪、可不予刑罚处罚的犯罪人尽量优先选用非刑罚处罚方法，充分发挥非刑罚处罚方法对实施微罪的犯罪人之惩治和教育功效，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非刑罚化。     

试论我国刑罚目的与人权保障

刑罚目的理论历来是刑法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刑罚目的是刑法的精髓",它在整个刑罚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对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具有指导和决定作用.在提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今天,刑罚目的理论对于维护人权,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促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风险社会背景下食品安全事件的刑法应对

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关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体现出了风险社会的鲜明特征,足以表明我国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逐步过渡。风险社会背景下,传统刑法无论在观念、功能还是刑罚目的上都发生了变迁。为应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我国刑法需从刑事政策、刑事法网、罪名体系、刑罚制裁四个层面相应进行调整。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司法理念的重塑,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检察机关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中,发现该刑事政策有许多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笔者从立法方面提出对现有刑罚种类的改进和完善以及增加刑罚种类等建议;从司法方面提出了完善和创新司法制度以及现有司法工作机制等建议.     

论经济犯罪轻刑化

刑罚作为国家代表社会对犯罪做出的最严厉的反应，是国家对犯罪最具强制性和严厉性的最后手段。从世界刑罚发展看，刑罚轻缓宽和是刑罚进化的必然结果，轻刑化成为刑法改革的重要趋向。经济犯罪作为一种秩序犯和法定犯，与传统犯罪相比危害性要小，轻刑的空间较大，自然成为轻刑化中关注的焦点。     

试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基本内涵及其科学定位

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在犯罪控制系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应当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有效运行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那么,究竟何为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经过考察,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其他刑事政策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实质内涵与时代意义,也更能体现刑事政策预防和控制犯罪、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价值目标。因此,必须深化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识。这就需要对其基本内涵予以深入、正确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予以更进一步的科学定位。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刑法对策——兼论前置法律责任的构建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是资本市场上的正常现象,只须将其限制在市场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即可。为抑制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频繁发生,并须彰显及时性、确定性与严厉性刑法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囿于刑法的补充性,前置法律责任显得非常重要,如信托责任的确立,民事责任的完善,行政责任的强化等。     

现阶段金融环境下之证券市场操纵犯罪

2005年10月公司法与证券法同时进行修正,对国内的证券金融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利用证券交易制度的漏洞所进行的新形态市场操纵行为也随之发生.为了配合2005年证券法的修正,2006年6月的刑法第六次修正也针对第182条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修改.根据修法后的内容,操纵行为的对象扩及证券交易量.对于冲洗买卖也采用实质性判断,因此本罪应当称为操纵市场罪,其性质应当属于行为犯.     

基于人身危险性量刑根据的研究

从法律依据、刑法基本原则、刑事政策、刑事司法实践及被害人权利保障5个方面展开论证，对目前将“人身危险性”因素列入量刑考量因素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人身危险性”并非对社会存在实害，仅仅是一种犯罪未然状态的预示，具有或然性和不确定性。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将“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根据之一，不仅缺乏法律依据，有悖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不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不利于保障犯罪人和刑事受害人的权益。     

金融犯罪新罪名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理性反思

近年金融刑事立法活动十分积极,而司法实务部门对金融犯罪新罪名的适用却相当谨慎,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导致法律虚置现象;犯罪构成要件不甚明确,立法技术有待提高;刑事政策宽容,司法非犯罪化;金融刑事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局融陛等等。因此需要做到：协调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注重立法效绩,加强司法人员专业素质培养,探索金融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单位犯罪相关问题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单位犯罪在我国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在立法上肯定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地位，但我国单位犯罪立法还不成熟，影响单位犯罪的司法适用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理论性和操作性较复杂的问题，如单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共犯刑事责任等问题还有待研究与完善。     

嫖宿幼女罪废除论质疑

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所以成为刑法热门论题,主要原因还是公众对于设立该罪名存在的误解。事实上,该罪名并不会对幼女造成二次伤害,也没有量刑畸轻的情况。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保护法益、立法目的和约束的行为都有不同之处,而且顺应了国际立法潮流,有其独立价值。当前主要的关注重心不应当是废除嫖宿幼女罪而是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可以调整法条用语,还要明确与强奸罪之间的刑法选择原则,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于贷款诈骗罪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贷款诈骗罪”的设计,将“单位”排除在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之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难以认定,罪状面窄。建议将单位列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增设贷款虚假陈述罪。     

交通肇事罪的解读

通过对交通肇事罪罪名、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共犯及刑事责任的解读,认为该罪只能用交通肇事罪冠以罪名。其罪的构成为:主观上是过失,主体是一般主体,客体是公共运输的安全,客观方面仍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且必须出现严重结果的行为。尽管该罪实际存在着共犯,然而“逃逸致人死亡”只是该罪的量刑情节,更无共犯可言。肇事者无能力赔偿或者拒绝赔偿应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