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研究

在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测度我国2014—2018年30个省份创新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呈现鲜明的门限特征。在跨越门限值之前,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跨过门限值之后,创新激励效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减弱,表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体现了东强西弱的区域非均衡性。     

数字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分位数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了在政府财政支农、市场化进程下数字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门限效应。研究显示: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样本分组的稳健性检验也得出相同结论;随着财政支农力度的不断加强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当其跨越门限点后,数字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     

金融改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采集55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改革与收入不平等间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当金融改革水平低于门限值时,金融改革会扩大收入差距;当金融改革水平越过门限值时,金融改革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改革对降低收入不平等已经发挥正向效应,为缩小新兴市场国家收入差距,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面板数据门限模型,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比消费和投资都要大很多;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低、中等和较高三个区制;属于区制Ⅱ的地区,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的增长速度作用最大,此时有利于相对贫穷地区追赶富裕地区;属于区制Ⅰ的地区,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出现负的相关关系,三个区制的门限效应显著.由此我们在寻求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应该避免依靠投资和消费的作用,而要着重考虑依靠地区金融发展作用,尤其是利用地区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值之后,即当此水平值超过区制Ⅱ的门限值以后,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倍数效应,使地区的经济增长走上高速发展的路径.     

数字金融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吗？——基于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及A股实体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此结论。数字金融在使用深度维度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数字金融对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制造业企业。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企业金融投资具有非线性关系，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存在数字金融、企业杠杆、企业成长性的双重门限效应。     

不同程度金融化水平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研究

全球范围内劳动力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功能性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视.本文通过构建卡莱斯基分配增长模型分析表明,金融化会增大股东权利,从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会不断降低劳动力收入份额.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及城乡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印证了这一结论,且金融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及东部城镇地区实证结果均表明,金融化对劳动力收入份额的挤占存在门限效应:在金融化的初期会大幅降低劳动力收入份额,超过门限值后这一负面影响明显减弱;中西部城镇及农村地区未发现门限效应,但两者仍呈显著的负向关系.     

通货膨胀的门限效应与金融—经济增长关系——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探讨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否取决于通货膨胀的水平。基于门限效应回归模型,本文利用中国1952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将通货膨胀作为门限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统计意义上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通货膨胀处于门限值以下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货膨胀超过门限值金融发展则不再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启示我们强调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时,政策制定者需要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其发生结构性变化水平以内。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机制、门槛及政策价值

基于2011—2018年间全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创业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正向促进作用是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覆盖广度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带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两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水平、保险覆盖、传统金融、产业结构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而当人力资本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效应,但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矛盾.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倒N形,具有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抑制效应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当下我国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日渐突出,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支持作用,厘清金融自由化在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调节关系,有利于推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互融互促。本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和熵值法分别测算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以及金融自由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呈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趋势;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以金融自由化为门限的双门限效应,即两者存在非均衡性关系。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受金融自由化程度的负向调节。当市场化改革处于初步阶段时,金融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随着金融自由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市场化改革漏洞凸显,致使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由正转负,非均衡性抑制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本文分别探究了金融发展中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不同金融自由化程度上,金融发展各方面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国情分别从金融自身发展及其自由化改革和实体经济自身积累两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