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

实体企业热衷于从金融市场获取投资收益，个别企业甚至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倾向，成为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对2009~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动向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具体数据展开研究，并以同期沪深两市3567个有效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一种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对宏观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投资金融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显著相关，这种过度金融投资行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给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新的阻力。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结合的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中所存在的“领域错配”问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在中小城市展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促进企业的实业化投资,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     

论金融与实体经济:经济金融化视角

大多数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金融的消极趋势直接影响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力。金融问题已成为该国在金融改革中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首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从经济金融化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与实体经济。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分析

实体经济的企稳回转是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在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大量金融资本投向虚拟经济领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一直存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引发质疑.本文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指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针对性、有效性不足的原因,强调统筹金融市场建设、优化金融信贷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加大金融产品创新、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建立成效考核机制等多个方面是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的重要举措.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基于2016—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研究数字金融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通过总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方面对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通过局部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创新驱动以及民生共享方面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绿色环保方面存在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协调方面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吗？

金融科技以金融业的科技创新为桥梁,通过改善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效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最终助力实体经济。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选择2003—2016年除金融业、房地产业外的上市公司样本代表实体经济企业,采用投资效率模型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探讨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呈“U”型关系,即金融科技在发展初期会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在加以金融监管配合后的后期将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当前,中国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处于“U”型的上升阶段,即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投资效率正逐步得以实现。     

数字金融能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与中国经验

选取中国2011—2020年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中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考察了数字金融对我国狭义、一般和广义三个层次实体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一般和广义层次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赋能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缓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计量的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促进本城市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会对邻近城市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进一步探索后发现：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950 km以内为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当超过这一阈值后逐渐消失。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金融化——基于行政审批中心建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为步履维艰的实业经营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脱实向虚"亦成为众多实体企业发展路径中的必然选择.立足于制度变革视野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使用1998-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并选取行政审批中心建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行政审批中心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和激励研发创新,继而改变企业现有资源禀赋与市场竞争秩序,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的内生动力.进一步研究显示,行政审批中心建立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显著存在于东部地区企业、内资企业和盈利企业中.研究从制度变迁维度切入,以期为把握企业金融化的深层机理、纠偏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新格局下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步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发展实体经济关键在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但是,从金融调控目标与要求看,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资金通道并不完善畅通。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产业金融发展不足。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必须充分认识到产业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特殊意义,推动并加快产业金融发展必须积极打造产业金融发展新生态,构建新型的产业金融治理体系;完善产业金融服务机构体系,推进平台服务,锻牢供给链条;深化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运营模式,打造新品体系,充分发挥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功能性作用。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研究

近年来,金融经济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面临调整等一系列影响.要实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不仅需要对二者的本质以及联系进行探究,还需要从二者的发展现状入手,找到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关键点.本文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     

金融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义与对策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行业之间竞争力随之加大，实体经济生存越来越难，金融投资的引入可以使实体经济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与生存空间。实体经济发展中由于金融投资的介入规避了资金流周期长的弊端，使实体经济获取更灵活的投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企业的资金流动，能够获取更高收益，助推企业向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检验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新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普惠金融为出发点,研究新疆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新疆2013-2020年14个地州市为样本,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在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中介促进作用;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与拐点效应皆存在区域差异。最后提出针对不同区域所实施的政策要差异化,并从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针对科技类企业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强对普惠金融的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南通市金融业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多种观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但总体来说,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近些年来,南通市经济发展快速,已经连续多年位居江苏省第四.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实体经济的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因此,有必要研究南通市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借助金融业的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互联网金融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互联网金融通过实现资源共享,降低融资成本,有效的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多样化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丰富了普通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互联网金融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加速了行业的转型升级,全面的驱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思考

当前国民经济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产生的首要效果是对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但是,对于当下金融资本本身而言,是一个逐渐向虚拟领域行业进行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类似于经济失衡的现象。并且,对于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和不足。那么,如何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前提下,去更好的调节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是需要得到社会各界注意和关注的问题。     

银行企业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思考

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金融资源存在较大比例的闲置。造成上述悖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投资,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金融企业“企业文化”的缺失。本文在梳理金融发展理论和分析我国金融深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强我国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进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金融化受到金融资源供给的影响,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的提高可能会抑制企业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金融资产配置,而对追逐利润动机的企业金融化则具有促进作用。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银行机构数量来衡量样本企业的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分析发现：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提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水平提升,且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长期金融资产的增持上（对短期金融资产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样本企业在样本期间的金融化主要是出于追逐利润动机;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提高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管理层过度自信,从而促进企业金融化;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企业中更为显著,金融监管的强化和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能够弱化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提高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合理布局金融资源,提高实体部门利润率,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并加强金融监管,改善企业内部治理,有效遏制企业过度金融化。     

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

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从服务的广度、深度、重点领域等维度,实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制度革新;通过普惠金融系统、金融创新和完善的顶层设计,持续完善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促进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