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服务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服务寻求动机,并对服务寻求型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文章采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方法,对2003-2009年中国企业对40个国家的OFDI数据进行检验。文章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企业OFDI具有服务寻求的目的,东道国生产者服务业的技术含量越高越能够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并且,这种服务寻求型OFDI与生产者服务业FDI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母国严格的投资管制使得服务业FDI受到限制,进而会促使企业以OFDI的方式获取东道国的服务投入。     

政府协议、制度环境与外商土地投资

本文利用国际非盈利组织GRAIN的土地投资数据,分析了外商投资土地行为成败的因素。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土地投资交易的成功率,两国政府间的土地投资协议有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开展土地投资,并且在制度环境质量好的东道国表现更为显著。"中国因素"不利于我国投资者进行海外土地投资,并且"中国因素"与土地面积耦合在一起影响土地投资成功率,土地面积越大,投资越难成功。此外,东道国人均GDP、外资开放度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土地,殖民关系、行政距离、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土地成功率显著负相关。投资土地的面积与成功率呈现"U"型曲线,海外收购经验有利于投资成功,但投资多元化、土地用途、进入模式和未来投资计划对外商直接土地投资成功的影响不显著。根据制度环境选择投资区位、建立与东道国双边联系机制、重视媒体作用、加强文化传播、广泛吸取海外投资经验、合理规划土地投资面积有利于我国海外土地投资。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基于M-VAR模型的税收结构与R&D投入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税制特征和税收结构对RD投入的影响,认为RD投入与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正相关,与营业税正相关不显著,与企业所得税、关税负相关。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增值税、消费税对RD投入有长期持续的正影响,RD投入的税收收入弹性显示1992-1997年我国的RD投入弹性小于1,从1997-2010年以来RD投入弹性普遍大于1,长期来看RD投入的税收弹性在1附近波动;所研究的各税种之间存在来自彼此的冲击,增值税与消费税存在逐渐递增的效应,营业税与个人所得税存在长期稳定而显著的正效应。     

海外投资的R＆D外溢：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海外对华R＆D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外溢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本文创新地将海外R＆D投资和本土企业创新能力引入经验模型，对1999—2004年13个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论表明，海外R＆D投资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本土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但这种影响弱于本土企业自身的R＆D投入；而外资企业过高的市场占有率则会对本土企业创新形成“挤出效应”。文章还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市场寻求抑或资源寻求?——来自中国OFDI的动因研究

本文改变以往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分析思路,试图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分析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且相对于发达东道国家而言,发展中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此外,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也是促进中国OF-DI流入的积极因素。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服务业FDI、吸收能力与国际R&D溢出效应——一项跨国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41个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视角,测算并考察了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R&D溢出会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上。国内R&D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第二,东道国吸收能力中,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FDI的R&D溢出,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阻碍了东道国这一途径的技术吸收。第三,分样本研究中,OECD国家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显著,而非OECD国家这一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3年33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通过使用Ward聚类分析法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划分为3类: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对这3类国家和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型动机,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市场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同时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与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与出口的关系则较为微弱,人民币的升值和东道国对待外资的欢迎态度以及我国对东道国的贸易顺差,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会计稳健性视阈下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2004~2011年A股市场663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实证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以及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会计稳健性对于二者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会计稳健性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RD投入的正向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不仅丰富和扩展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也为理解技术创新的动因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母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区域贸易及投资协定谈判正加速成为新一代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构建平台,而我国目前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仍然以传统议题为主,当前亟须评估新规则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明确我国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策略。本文分析了贸易投资议题对中国制造企业母公司绩效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母公司绩效具有负面影响;劳工保护对母公司绩效具有正面影响;国企属性对母公司绩效影响不显著;东道国投资自由化程度对母公司绩效不显著。本文据此对我国自贸区谈判策略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     

国际R&D溢出的地理效应——对Keller问题的进一步回答

以42个国家1996-2011年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非线性回归研究了Keller教授所提出的国际RD溢出地理效应与溢出渠道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国际RD溢出具有地理局域化特征,国家距离越远,其获得他国的RD外溢效应越弱。文章对溢出渠道作用于RD国际溢出的地理效应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出口和进口溢出渠道对国际RD溢出弹性没有影响,流入FDI和流出FDI对国际RD溢出弹性都具有显著的、微弱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还证实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从国际RD溢出中获益更多。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对这一问题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率对投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上经验证据都表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     

国际竞争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制造业为例

利用2002-2011的数据,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对比分析了江苏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发展变化,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处于持续快速提升过程中。影响因素中,人均资本、企业数量对于提高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GDP、人均GDP、研发投入及申请专利授权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向非洲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研究--基于2003-2011年面板数据

基于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非洲39个国家直接投资对中非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中非双边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东道国GDP的规模对中非进出口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国家间的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不形成阻碍,但双边投资协定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不一。     

跨国公司出口基地型投资的发展趋势

<正> (一)出口基地型企业也称为海外装配线企业、出口导向企业、外向型加工企业、世界市场企业等等。大多数文献把这类企业限定为:产品主要出口世界市场;外国投资者对企业有重要的股权参与。跨国公司的这类投资活动既不同于为占领东道国市场的直接投资,也不同于仅限于采掘业的出口型投资。它的主要动力是利用东道国较为低廉的劳动力优势。自60年代开始,这类投资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倍受欢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13个OFDI东道国和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CH扩展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从OFDI投资动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但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要比东、西部明显,来源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向效应,以上结果是由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决定的。因此,积极鼓励技术寻求型的OFDI,适时从传统的"走出去"战略向"投资技术获取"战略转变是当前中国OFDI的新挑战。     

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

关于不确定性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绩效影响的现有文献聚焦于对跨国公司整体绩效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异质性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深化考察.文章运用2007 ～2018年中国海外子公司面板数据,检验了东道国不确定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不确定性对海外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在制度质量较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非相邻的东道国尤为显著,并且这一负向影响更显著地作用于未进行互联网化的海外子公司.机制检验发现,不确定性通过减少跨国公司对子公司资源投入、增加子公司成本、降低东道国消费需求对子公司经营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政府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物，不仅能有效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基于2005—2020年的统计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这一促进作用越强，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同时，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探索了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影响因素，对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分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