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盆”曲线假说及验证：中国农户消费行为分析

一、导言 理性预期革命以前,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模型(LC／PIH)一直是研究居民消费行为(储蓄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根据LC／PIH模型,从效用最大化原则出发,消费者会在生命周期中平滑其消费量,未来的消费计划取决于未来收入和财产的平均值。这一结论是在确定性条件下得出的,故被称为     

四川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消费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消费理论的流派很多。在这些流派中,又以凯恩斯（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为主要代表。遗憾的是,经验研究表明,这些消费理论在解释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时并不具有太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     

基于库兹涅茨假说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走向分析

以库兹涅茨假说为理论基础,通过不同国家（地区）基尼系数和各阶层间收入差距以及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美、日两国国民收入分配情况的比较,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具体走向,验证了倒“U”型假说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存在。认为政府部门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适时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变迁

基于社会阶层动态演化理论,本文提出了部门收入差异阶段性假说。随后利用CHNS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该假说。结果表明,第一阶段(1989—1997年),在较高的收入层次上,非公共部门比公共部门具有明显的收入优势,并且这一收入优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非公共部门的教育回报率也更高;第二阶段(2000—2009年),在中低收入分位数上,公共部门比非公共部门表现出明显的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收入分位数上,非公共部门不再具有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教育水平上,两大部门的教育回报率接近。同时,两个阶段中在较低和较高收入分位数上表现出的部门收入差异主要源自部门特征因素。实证研究支持了阶段性假说,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启示。     

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及实证经济学方法的反思

一、引言 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是当代宏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有着重要的政策隐含。在这一理论学说诞生前,关于消费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为凯恩斯的学说(1936),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 C=a bYd a>0, 0相似文献   

消费函数的收入阶层假说

本文基于经典消费函数的两个基本变量，融合收入分配理论，构建消费函数的收入阶层假说。这一假说为政府制定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储蓄倾向的角度论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

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通过对我国居民的平均储蓄倾向进行分析,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进行拓展,并对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振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一、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1．平均消费倾向曲线是一条向左下方倾斜的单调递减曲线。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Absloute     

金融市场异常交易策略研究评述

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简记为EMH)是现代金融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它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无论是从时间横截面上，还是从时间序列层面上来讲，都是不可预测的。因此，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是无法通过构造特殊的交易策略来获取超过市场平均收益水平的超额收益的。也就是说，投资者是不可能打败市场的(beat—the—market)。然而在金融市场的丰富实践中，人们却往往能够发现一些明显违背这一论断的异常交易策略。     

上市公司送、转股除权日前后股价行为研究

在实证方面，上市公司的送转股，西方国家一般称为股票股利（stock dividend），过去在上市公司送转股除权（息）日前后的股价行为理论上，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包含Ehon＆Gruber（1970）的“税负效应假说”Tax Effect Hypothesis）；Kalay（1982）的“短期交易假说”（Short—term TradingHypothesis），以及李存修（1984）提出的“比价心理假说“（Bargain Hunting Hypothesis）等。由于我国的税制规范背景与美国不同，我国对资本利得免税，与美国极为不同，前面的“税负效应假说”与“短期交易假说”均与美国税制有关，并无法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现况。考虑我国二级市场高换手率、高投机性和股价波动剧烈的特点，“比价心理假说”的理论基础可能较符合我国的证券市场现况，本研究即先以事件研究法分析我国深、沪股票市场上市公司送转股除权（息）日前后的股价行为，之后进一步就相关股价异常报酬是否符合“比价心理假说”进行验证。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库茨涅兹假说的再认识

库兹涅茨假说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相伴随;当经济发展到人均收入4000～11000美元的阶段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相伴随。我国2011年的人均收入为4382美元,标志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自1982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高企,收入分配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趋势,使我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必须缩小贫富差距,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关于“库兹涅茨假说”的思考

库兹涅茨假说自产生以来, 在国际学术界影响非常广泛, 我国也有许多学者运用这一理论解释我国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笔者以为, 库兹涅茨假说一直是存在着争议的, 其稳定性和代表性并非是十分确定的。因此, 由这一假说而得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完全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 政府对此不必担心这样结论未免有失偏颇, 据此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有关思考。     

关于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进展

消费函数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主要研究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并为这种关系寻找实际经验资料的支持。这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消费函数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消费函数的研究     

经济人假说中的怨恨

经济人假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起点,由于其根本性的缺陷,长期以来对它一直存在着大量批评,但是该假说却并未被放弃。运用舍勒对于怨恨的分析可以揭示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怨恨会颠覆正常的价值秩序,产生虚假的价值观。怨恨在现代道德的建构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也渗透进理论活动中,因此经济人假说是怨恨的产物,建立在价值假象的基础上,并非价值中立的理论构建。如果现代的价值观不发生变化,经济人假说就不会被主流经济学放弃。     

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假说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消费变动与收入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称之为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的存在使LC-PIH随机游走假说不成立。可以用收支的不确定、流动性约束、利率的内生变化和非生命周期行为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些因素也可解释我国近年来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问题。     

对“倒U型假说”的一个批判性分析

"倒U型假说"预示着收入分配平等将经历一个"在变得更好之前要变得更坏"的过程。对该假说的检验显示,收入分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一致的规律,检验数据的类型强烈地影响着检验结论。而"变得更坏"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变得更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不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经济的全球化与金融化对发展中经济体通过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努力形成了新压力。对于一个追求在经济增长中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奉"倒U型假说"为圭臬,共同富裕的目标只会渐行渐远。     

武汉城市居民消费模型的研究

运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对武汉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与消费支出统计数据（1980—2009）进行了参数估计和检验并建立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收入模型,结果表明,当期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一些政策建议。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

本文分析了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情况。总体而言,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三大假说在中国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差异、公司控制人属性差异以及制度背景差异等,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私营企业在薪酬契约、融资行为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是导致三大假说不适应中国上市公司的重要原因。在构建中国实证会计的研究假说时,有必要区分国企和民企并分别提出中国国情下的可行性假说,根据市场化发育程度适时调整控制因素,还要考虑依据行业性质、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对企业进行细分讨论。     

消费、收入约束与股票溢价

由于低收入居民缺乏金融资产,无法通过消费与投资选择,直接影响资产收益率,因此,利用全国人均消费数据来检验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可能会导致设定偏差.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检验了收入约束假说,考察了是否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与CCAPM更为一致.CCAPM在各收入组的表现是不规律的,收入约束假说没能通过实证检验,将收入约束纳入到CCAPM的研究中未能解开股票溢价之谜.     

消费收入理论及消费函数浅析

消费的影响因素包括收入、价格水平、利率水平及收入分配状况等,其中收入为最重要的因素。消费收入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代表性理论包括相对收入假说、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及流动性约束假说等。各消费收入理论提出了相应的消费函数。     

有限理性的微观机理评述

理性假说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逻辑和方法论的基础。但是,现实市场中普遍存在着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现象,这表明理性假说过于简单、抽象和理想化。经济学家们从考察现实经济人的认知决策行为、经济人之间及其同外部市场制度(结构)的互动关系出发对有限理性现象的微观机理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