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特征及区域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经过近3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我国农村贫困治理成就斐然,农村贫困问题得到很大缓解,解决了大量的生存贫困。到2006年,全国农村生存贫困人口减少到23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3％。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农村贫困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扶贫工作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了解现阶段的农村贫困特征对于深刻了解农村贫困问题和制订相应的反贫困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浅析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制约性因素及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农村贫困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受到自生性因素、再生性因素、引导性因素的制约。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疲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比较研究

21世纪初,中国的贫困形势之一是农村贫困与城镇贫困共存,因此对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之贫困原因、社会经济特征进行系统比较,并对当前我国反贫困政策提出建议是非常有必要的。     

社会转型期贫困农户自主发展能力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贫困是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贫困问题既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对此,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农村贫困的形成机理、农村贫困测量与评估、农村反贫困对策、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即从农户个体角度对贫困问题的分析还相对薄弱.我国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新时期,新的时代背景要求有新的反贫困战略理念与之对应,其中,提升贫困人口利用机会能力和实现自我发展能力显得尤为迫切.     

试论农村贫困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的问题。在我国,农村人口达到6.7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50.32％,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半数还要多。因此,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整体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对我国的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具体问题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农村贫困状况调查分析——基于河北省调查问卷的分析

本文基于河北省农村贫困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河北省农村贫困现状的分析描述,进一步从农民收入、支出及国家的扶贫政策三方面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农民收入少、支出多、政府投资力度不够、扶贫政策效果不佳等是造成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本文分析认为,农村的贫困状况有所减缓,但未得到根本改变;导致农村贫困的原因趋于多元化、复杂化。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河北省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有所裨益。     

新时期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思考

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农村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彻底的解决，我国的反贫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继续坚持正确的开发式扶贫方针，建立政府、社会和市场相结合的反贫困机制，通过加大扶贫力度，加强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等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扶持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     

论“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贫困恶性循环

在中国,只有解决了农村的人口与贫困问题,才能解决整个中国社会的人口与贫困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农民的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用制度引导农民跣出人口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农村走上一条良性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把改革开放大业推向前进,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现代中国。     

西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多措并举、扶困减贫,虽已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和城市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现实的诸多因素,贫困依旧是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对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的特点及其形成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缓解西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对策.     

西部地区农村脱贫政策的选择

在全国农村贫困普遍缓解,农民收入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问题却相对越来越突出。基于西部农村贫困的特点,目前西部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是救助性反贫困政策——农村低保制度;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基础上,再通过开发式扶贫项目等的实施,提高贫困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在发展中实现绝对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     

扶贫的机制设计与制度选择

在近20年的扶贫实践中,制度因素在我国扶贫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我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扶贫工作之所以问题重重,主要是因为制度短缺。因此,应加强扶贫制度建设,相应地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制度设计和政策,农村扶贫有待制度创新。     

"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

产业扶贫旨在将贫困户的生产活动纳入社会产业大循环,因此其一直是全世界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式和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产业精准扶贫出现了两条新路径:一是GTP路径,即向贫困户送猪崽、鸡苗和良种等资本,直接将贫困户的生产纳入当地的产业体系;二是GSP路径,即将扶贫资金折合现金并由贫困户自己决定投资项目和选择产业.文章构建了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型以及基于农村公平和效率的农村福利模型,分别研究了这两条新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的动态演变过程,然后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政策模拟,拟探索出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优路径及其政策支持空间.结果显示:在第3~4年的时间内,GSP路径要优于GTP,但是超过4年,GTP路径上的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就会累进性超过GSP.而且,在GTP路径上的时间越长,扶贫效果就越好.在中长期,提高贫困户的技术水平,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额是进一步提高GTP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水平的重要环节.文章的结论对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的理论自信,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反贫困与社会发展:关于农村扶贫开发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的贫困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的贫困.本文利用第一手的调查资料,从农民的生存状况和政策需求出发,探讨了农村贫困的原因、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期望,得出了农民迫切需要扶贫、扶贫需要注重开发、扶贫要顺应农民需求的结论.     

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国际研究进展及启示

回顾和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国际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相关进展与动向,涉及乡村内涵和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趋势。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国际乡村地理学研究开始转向探究乡村性的表现,即从原先关注乡村的物质性转向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建设;在研究方法上,倾向于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元方法。未来国际乡村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与研究热点主要涉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些全球性议题,为此,乡村地理学研究亟需加强跨学科联系与合作,并注重研究尺度的外扩与内敛。最后,结合国际乡村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未来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贸易自由化影响农村贫困的路径与特征

城乡人口流动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最为显著,为此,我们运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影响我国农村贫困的路径和特征。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主要从经济增长、就业与工资以及物价水平路径影响农村贫困。并且,贸易自由化和农村贫困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倒U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化初期,贸易自由化加重了农村贫困,当贸易自由化水平越过某一门槛值时,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农村减贫。因此,继续扩大自由贸易的层次与规模,是未来农村反贫困的一个政策选项。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05年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收入、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以及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所在村通公路会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家庭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如果居民家庭中有成员在城市工作,其消费观念的变化会导致其消费支出发生变化;在我国贫困地区,汉族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居民;家庭结构对居民消费支出亦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改善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包括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注重对少数民族居民的政策扶持等。     

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扶贫资金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构建扶贫资金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的研究假设,以宏观调查数据度量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揭示我国农村贫困的变化趋势,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减贫效果;以工代赈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以及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而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冲击则显示出负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据此,文章提出改善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论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基于村民行为选择视角的实证分析

从现实状况看,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反贫困模式的成效呈递减趋势.因此,为探究村民的行为选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文章在合理界定我国农村贫困程度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利用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有序多项选择Probit模型来分析村民的行为选择在"农村脱贫"中的作用.该模型的Gibbs抽样估计结果显示:农村的企业数量、村务管理效率、村民就业结构、村民受教育程度、村内公共投资力度及村民的农业技术推广情况均构成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     

Urban–rural gap and poverty traps in China: A prefecture level analysis

Urban–rural gap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are long-standing problems in China and result in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tud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ynamic behaviours of incomes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a prefectural data set.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by using a distribution dynamics approach, which have advantages in examination on persistence, polarization and convergence club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rsistence and immobility are the domina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dynamics. The prefectural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verge into their own steady states differentiated in income levels. This pattern of urban–rural gap also exists in three regional groups, namely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Examination on the dynamics of the poorest areas shows that geographical poverty traps exist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prefectural area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more policy interventions are required to narrow down the urban–rural gap and to eliminate the poverty traps in China.     

能源贫困与中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农村能源建设问题研究——以贵州毕节地区为例

能源贫困通过各种机制影响着贫困人口的减贫和发展。而当前中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能源贫困问题具有特殊性,即传统能源供应的突然减少和中断,而这种能源贫困使这些地区面临着生态恶化和贫困加深的风险。贵州毕节地区近年来的农村能源结构变化表明：该地区以煤和薪柴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结构已经解体并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但新的能源结构也正在逐步形成。为有效能源贫困问题,今后该类型地区的农村能源建设应实施不同能源不同定位的发展建设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