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作。基层民主的关键在于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加强民众的民主意识。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推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体化市场制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当前，在我国一体化市场制度的构建中，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变迁的“中间抵制”力量。文章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探寻突破地方政府“中间抵制”的可行途径，并对实现我国经济运行模式从“行政区经济”向“区域经济一体化”转变提出作者的见解。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优势及其完善路径

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以实现基层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在实现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彰显出独特的制度优势.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实施过程也面临诸多困境.因此,要着力探析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路径,以经济建设为依托,以文化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为重要支撑,齐头并进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     

创新驱动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在不久前结束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关键词中，“中高速”讲的便是基本转换，对此大家已经达成共识，“中高速”并非指经济情况更糟。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通过第二个关键词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真正提高经济增长，使得民众得到实惠，这是我们经济奋斗目标的内在逻辑。而第三个关键词则更为重要一创新驱动。在我看来，创新驱动首先要产业升级换代；其次是组织结构创新；最关键一点是制度创新。     

浅析当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20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取得的成就 村民自治20年来的主要成就在于民主理念、民主规则和技术程序在农村的推广,各种村民自治组织通过民主方式建立,并按照民主方式加以运行。这给农村带来了村庄的基本社会秩序,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保障了农村改革的推进,化解了矛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为村庄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平台。它对基层民主和整个国家的民主化都在产生推动和借鉴意义。     

从“五年计划”看中国的区域经济战略

在我国各个发展阶段实施的“五年计划”中,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一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统筹协调发展的历史变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组两会自治制度下民主法治建设调查报告

随着法治社会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得到了广泛关注。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民主法治建设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对民族特色鲜明的贵港市进行调研,探析一组两会屯级自治制度下的民主法治建设现状,并针对基层自治制度和民主法治建设共同推进过程中基层民主自治参与情况调查、政务公开、监督反馈制度和法治制度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优化策略,以期形成民主法治与基层自治制度相融合的范式。     

亨廷顿《第三波》中的民主思想

民主化在地区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对《第三波》中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民主体制的分析，论述了亨廷顿第三波民主思想：非自由民主性，“民主和平论”，强调程序民主，注重精英民主而忽略大众民主等，最后从经济与民主化的关系入手论述了其民主化策略对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启示作用。     

论中国改革中的递进性

制度变迁有两种形式 ,即制度替代与制度创新 ,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一种简单的制度替代 ,而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创新的过程。通过对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绩效以及权力中心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 ,以及对渐进改革的动力和利益结构的关系的分析 ,指出中国的渐进改革并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而是以权力中心的当期利益受损为代价进行的 ,它实质上是一个由权力中心发起并推动的动态多次博弈的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权力中心对改革时机的选择以及改革的渐进方式。     

浅析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

农村社会的改革是我国从乡村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组织重构,在我国农村发展史乃至当代我国发展经验上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基层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问题,始终是关于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在农村的改革进程中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为新型的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真正实现村民作为管理主体参与到基层农村的各项事务中,促进农村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联系中国的实际国情,分别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出了合理、系统的解释。     

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及破解

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存在着行政性分权、＂权力搅买卖＂、预算约束软化和价格扭曲等四大体制性障碍。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锚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取向,通过回归公共财政、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巩固产权制度和建设有限高效政府等措施,破解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区域调控的利益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区域经济利益博弈是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在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交互作用的体制变革时期 ,以政策调整为主要手段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其必然性及制度性缺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非合作利益博弈还会持续较长时间 ,要从根本制度上减少和解决二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行为 ,就必须进行体制创新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步伐。     

北京市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因素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前者的产出弹性为0.635,后者为0.110),其中非国有化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同时,北京市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以要素投入为主,其中主要是劳动的投入。     

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改革前后的地方政府竞争在竞争的形式、内容和目的上都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改革之前也有分权,但是只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分权才真正产生了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而竞争的行为。这也充分证明了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主导地位。     

专业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制度求解

专业市场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背景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而创新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并不是基于原有制度安排基础上的转换和修正,而是一种新的流通组织形式。为此,从制度变迁的三个经典理论模型出发,探寻专业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制度求解。     

2005:中国经济“软着陆”——访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

<正>2005年是中国实现经济“软着陆”和全面兑现入世承诺的关键一年,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的任务艰巨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经济正朝着按宏观调控预定的方向运行。从总供给看,夏粮和秋粮双获丰收,农业生产呈加速增长势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前三个季度工业生产增长17%,年增长率预计达到9.2%;在交通     

格拉斯哥的兴衰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格拉斯哥经历了兴衰和复兴的过程。认真研究该市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在体制创新、经济转型、发展非国有经济和转变政府职能方面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     

我国扩大内需的社会政策研究——基于改善消费环境的视角

近些年来,为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问题,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如家电下乡、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文化宣传和引导等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消费政策,对内需不足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但尚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态势,长期坚持扩大内需政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应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正确对待传统的消费文化观念,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扫除消费体制障碍,优化消费的制度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良好的消费硬环境。     

Grappling with Globalisation: Challenges for Economic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key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posed by globalisation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es economic globalisation differ from other typ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what is its impact on the extant 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wha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re required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and how can institutional change be made politically feasible? It identifies three perspectives on how national governments may respond – retreat, hold fort, or rearticulate. It concludes that though governments need to devise policies to attract MNEs, indulging in races‐to the‐bottom is not the only route, perhaps not even a desirable route. Second, to attract FDI, governments must afford labor flexibility. How they actually implement it will vary within and across countries, depending on the capacitie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governments to undertake institutional reform. Labour flexibility can be made politically feasible by increasing the levels of social insurance to protect displaced labour and by instituting programmes that increase their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