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和公平的交响：以唯物史观为视域——兼评乔恩·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

在一定意义上,效率与公平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或一条主线。在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不同视域中,效率和公平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在唯物史观中,效率是指生产力的发展,公平是指分配公平或分配正义。经济关系中的公平分配是最基本的维度,而效率又包含着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两个基本维度,其中人的发展具有根本性,是最终价值。效率与公平都与人的发展呈现一种直接相关或正相关的关系。效率与公平不构成一个矛盾,不形成一种冲突性关系,而是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交响。人的发展效率是衡量和界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根本准则。在人的发展问题上,效率和公平都是第一性的,不存在谁先谁后和彼此冲突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四题

<正> 公平与效率是目前人们普遍关注和议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深化理解,有助于人们认识上的统一。 一、公平不等于分配公平 公平是一个外延较广的概念,分配公平只是公平的内涵之一。分配公平无论是指收入分配公平还是指财富分配公平,都是一种结果公平。与结果公平相对应的是机会公平。机会公平是指人们在生活、活动、占有劳动成果和获得个人成就方面的权利平等,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     

公平与效率辩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的分配体制,已成为一个关键的热门话题。但是由于对“公平与效率的理解程度不同和对其动态特征的认识不深,因而在一些地区、行业中进入了操作上的误区,甚至因为“公平与效率”的处理不当,影响到群众的积极性和社会的稳定。本文就如何正确地理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作如下分析:     

从公平和效率角度看我国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

一、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公平和效率问题是经济社会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公平是指社会收入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从对人们的贡献和对效益的作用来说,公平可分为起点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效率意味着从一个既定投入中获得最大的产出,一般用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表示。     

浅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平正义观及其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逐步进入了一个亟待转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的暴露了出来,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是应当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也日益重视了起来,在街头巷尾,人们对公平、效率也津津乐道,我国党和政府也在报告中浓墨重笔地提到了公平和效率以及二者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就在于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在改革成果不断增加、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在经济结果分配的上出现了经济成果分配差距大的问题。分配公平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我国学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开展了热烈讨论。对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党对此认识日益深入。党的十四大表示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的指出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更好的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十七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同时十七大还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则更注重公平"。而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对新世纪新阶段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和检验,将有利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在这样一个转型期的社会,我们从上到下,从党和政府到普通大众,大家都在谈论公平。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公平究竟是什么,怎么才算是公平进行深入的探究。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普遍增加。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和部分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要正视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将社会公平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动态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和谐。     

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重,已由上升趋势转变为逐渐下降趋势。采取对策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是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公平效率与民生的重大问题,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最佳解：城乡一体化

社会公平体现了公平范畴的全面性,经济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分配公平与否是公平问题的核心。效率即“帕累托效率”,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道德基础是效率实现的双重基础,在物质技术基础一定的情况下,道德基础对效率的提高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学视公平与效率为辩证统一的关系,效率的发展与公平的进步在发展方向上相一致。城乡分割状态下导致对社会经济运行搡作的不公平、结果的不公平及运行效率的损害。城乡一体化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最佳解：实现农村各个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彻底摆脱城乡差距过大、城乡不公平状态,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统一。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分析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分配不公问题、消除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了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财政的分配职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

我国的贫富差距已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要缓解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可采用的手段很多,其中发挥政府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手段和根本保障。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以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统一为目标,在实现经济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渗透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多方入手,综合调节,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力手段;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弥补市场分配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收入差距因素分析

收入合理的分配问题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里,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关注大多从边际理论和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出发,但市场运行的马太效应最终将导致贫富悬殊。不同收入分布的人群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将会导致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不等于个体的简单加总,另外市场机制将加深收入的差异程度,因而经济增长呈现出波动性前进的形态。只有保持收入差异在社会经济可接受的范围内,国民经济增长才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     

论中央历代领导集体的效率公平观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难题之一,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重视公平,不放松效率;邓小平重视效率并以此来推动公平;江泽民明确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胡锦涛总书记倡导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他们都契合了当时民众对公平和效率的基本诉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     

马克思分工理论引出的流通命题及其思考

马克思分工理论认为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协同演进,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分工协调问题,而流通具有协调社会分工的重要功能。因此,流通效率的提高可以形成一个发达的现代流通体系,成为实现市场经济秩序和财富增长有机统一的载体。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应以流通效率的提高为核心,寻求构筑现代流通体系的制度基础、技术基础、法律基础和道德基础,联系生产组织和消费行为的结构性变化分析流通组织的演变机理,探索社会分工协调的自循环实现机制。并且,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应结合中国转型和开放的双重背景,借鉴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进展,探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     

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极为丰富,除政治、哲学、教育、伦理等思想外,还包含经济思想,如＂惠民富民＂的致富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社会保障观念、＂宁俭勿奢＂的消费观、＂见利思义＂的取财观等,这对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有所启示。     

我国房产税试点的经济伦理意蕴

上海和重庆试行的房产税政策体现了公平正义、社会责任、义利关系的经济伦理意蕴。首先，房产税有利于降低房价，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其次，房产税可以稳定我国各级政府的税收来源，使其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最后，通过房产税政策，有利于购房者形成理性的住房消费观，规范开发商的投机行为，杜绝各级政府权力寻租的发生。此外，社会法治环境的完善也是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诸多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产阶层的法律行为方式与和谐社会构建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之上,以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为整体目标,以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人际利益关系协调整合为核心内容,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等自由为价值依归的社会秩序状态.和谐社会在形式方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主体行为的规范性、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等.其实质方面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公平合理配置和整合,社会利益冲突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和机制得以公平合理的解决,进而实现多元社会利益动态综合平衡.中产阶层的法律行为方式具有理性化、讲平等、重诚信、守法度等特点,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缓和与消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社会功能.     

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财政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明显的不利影响。我国应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大力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格局;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从而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缩小收入差距。     

阿马蒂亚·森经济学的哲学思想

阿玛蒂亚.森采用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把权利、平等、自由、公正等哲学概念用于分析福利、贫困、饥荒、剥夺、不平等,以及发展等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开拓了经济学分析的视野。这样的分析不仅对我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政策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     

Returning to Rawls: Social Contracting,Social Justice,and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Locke

A generation ago, the field of business ethics largely abandoned analyzing the broader issue of social justice to focus upon more micro concerns. Donaldson applied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 of Locke and Rawls to the ethics of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and with Dunfee, has advanced this project ever since. Current events suggest that if the field is to remain relevant it needs to return to exami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fairness, and␣Rawl’s approach to social contracting suggests a way to start. First, however, the field needs to discard the weaker and counterproductive aspects of its Lockean legacy: Locke’s hostility to government activism and his indifference with regard to outcomes for the bulk of society. Donaldson’s and Dunfee’s social contracting approach is not suited to, nor was it designed to, analyze or resolve broad issu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Their postulated network of communities upon which they rely is problematic in a number of ways, and while they take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status quo into account, their method does not deal with the historical reality that, a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changes, promoting greater justice requires new and sometimes coerc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Rawls’s work, however, does acknowledge the historically demonstrable necessity of using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to help to achieve desirable social outcomes. While he rejected Mill’s methodology, Rawls was inspired by the earlier philosopher’s concerns for social justice at a time of major economic change. The field would do well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both men in this respect. Richard Marens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Management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 He has published articles on shareholder activism, management history, employee ownership, corporate law, and the evolution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He is currently researching the social role of finance from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