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贡献分析

文章针对地区间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比较分析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特征及要素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以阜新为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了阜新1987～2001年15年间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对阜新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结合阜新的实际对所建模型中技术进步对阜新经济增长的负贡献作了更深入的成因阐述。     

中国的出口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估计

本文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的前沿出口水平以及出口潜力,并将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分为自然决定因素和人为决定因素,分别估计了这些因素对于出口的影响程度,由此确认了中国出口的需求拉动特征。同时,中国出口处于低效率状态,说明其所受的人为贸易阻力较大,随着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善,中国仍然具有较大的出口潜力。在当前外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通过短期政策促进出口企业产能具有重要的危机应对意义。从长期而言,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注意开发国内市场,启动内部消费,适当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程度仍然是经济政策的重要指向。     

山东省出口增长与要素禀赋的协整分析

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和协整理论,利用山东省1986～2007年的经济数据,对山东省要素禀赋对出口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出口增长与要素禀赋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出口增长与要素禀赋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要素禀赋对出口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增加人均固定资本有利于外贸出口的增长[1]。     

中国出口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风险分析

出口可以通过需求、投资、就业、经济结构、知识传播、资本流入、规模经济效应等多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即出口波动会带来经济增长的风险。实证表明,中国的出口波动对经济增长波动的风险很大,但这种影响是潜在的,实际上往往不会发生,因为出口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被稳定经济的相反力量所抵消。但如果经济增长有潜在风险累积的时候,出口的突然下降也许会成为经济风险发生并放大的导火线。     

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解与区域差异

本文利用2000至2006年间的海关数据,从企业出口的扩展和集约边际二元视角来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动力进行分解与测算。结果发现：首先,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依靠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扩张所贡献,而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弱。加入WTO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来实现,而扩展边际的作用有限且呈现短暂性;其次,集约边际中存活率和深化率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间出口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越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越是依靠集约边际中存活率和深化率来推动出口增长。中国出口关系的持续时间非常短,平均为1.9年,且越是欠发达地区的出口关系的持续时间越是短暂;最后,通过“反事实”法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出口增长潜力,得出提升企业出口关系的存活率和深化率是促进欠发达地区出口增长主要途径的结论。     

出口中的进口成分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利用出口中的进口成分这个概念,本文对传统的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方程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并实证检验了近年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我国出口中的进口成分较高(40～50%),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3,如果考虑消费和投资溢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高达50%。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国内消费严重不足,而消费不足的表面原因是居民储蓄率高,深层原因则在于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和公司盈利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高。长期看,中国难以保持如此之高的出口增长速度,因此急需通过扩大工资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和增加在社会领域的支出把经济增长的方式从出口驱动转移到消费驱动上来。     

出口专业化能否驱动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长三角两省一市1998—2013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出口专业化、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探究长三角地区出口专业化、出口多样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长三角两省一市出口专业化、水平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垂直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在统计上不显著;随着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消失,在其他影响因素中,相比普通劳动力,人力资本对江浙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显著。与两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紧密相关,上海和江苏出口专业化水平较高,且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目前已处于U型关系右侧,浙江的出口专业化水平较低,且与经济增长具有负相关关系,尚处于U型关系左侧。     

中国双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及贸易壁垒研究

本文利用OECD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拟合了一个\"典型\"经济体(包括中国)双边金融服务的出口流量方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及贸易壁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进出口双方的GDP、双边距离、进出口双方的经济自由度及是否使用共同语言会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对主要的金融服务出口市场(包括中国香港、美国、卢森堡等)普遍贸易过度,而对小型的出口市场则普遍贸易不足;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贸易过度的经济体,贸易壁垒水平较低,而贸易不足的经济体,贸易壁垒水平则相对较高。     

中国出口增长对东亚经济体的影响

近年来,在美国与欧洲市场上,由于中国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日本、韩国、东盟等经济体的市场份额有所降低,这可以称为“贸易转移”效应。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上述经济体的产品提供了出口市场,中国对这些经济体出口的贡献度越来越大,这可称为“贸易创造”效应。要判断中国出口增长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影响,应从“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两方面进行综合考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时空特征

基于中国197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检验后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利用两套资本存量核算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及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投资政策进行了效率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经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TFP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劳动力和TFP三驾马车平衡拉动,形成了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态势;区域经济差距主要源于资本投入与TFP双重差异,但TFP差异是最重要因素;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复苏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复苏”,是以牺牲中国生产率为代价的,TFP在2008年后呈现断崖式下降,平均拉低中国TFP达0.23~0.32个百分点。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进口贸易的潜力分析——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运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基于2011—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进口贸易数据测度进口贸易潜力、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进口的贸易潜力较大,且不同国家之间呈现较大的不均衡性,波黑、克罗地亚、黑山可挖掘的进口潜力较大,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进口效率较高。从影响因素看,中东欧国家的供给能力、中国的市场规模、“17+1”合作机制等因素推动了进口贸易的发展,而中国的供给能力、中东欧国家的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等因素对进口贸易有阻碍作用。经济自由度、基础设施质量、中欧班列等构成了影响进口效率的重要因素。     

出口贸易、工业碳排放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

以2003~2012年我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为研究对象,从技术进步视角出发,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各省份工业碳排放效率,运用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方法研究各省份出口贸易和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动态演进过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考察出口贸易对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碳排放效率最高,依次为中部、西部地区和东北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展现出口贸易整体处于上升态势,工业碳排放效率呈现双峰趋同;在考虑空间因素后,出口贸易对本地区的工业碳排放效率改善产生促进作用,但对其他地区的工业碳排放效率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也有碍于所有地区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出口价格、出口品质与贸易联系持续期

贸易联系持续期对于一国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6位码数据,通过构建出口品质、出口价格以及贸易联系持续期指标,采用多种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以下结论。文化产品出口品质有助于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的稳定,而出口价格则抑制了贸易联系持续期,尤其在核心文化产品种类以及较短的贸易联系持续期样本上。本文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对于出口品质较高或贸易联系持续期较为稳定的文化产品样本,出口价格的负向抑制效应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甚至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多种稳健性回归结果也均验证了上述结论。本文研究成果不仅为企业出口“价格-品质”争论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经验证据,同时对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的稳定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大国最优出口关税的计算--对现有文献中一个臆断的更正

在目前的国际贸易理论文献中,普遍有大国最优进口关税的计算公式及其证明,但却很少有大国最优出口关税的计算公式。在偶见载有大国最优出口关税的文献中,大国最优出口关税的计算公式却是根据大国最优进口关税公式推断出来的,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本文根据通常的线性供给、需求函数假设,应用局部均衡方法,证明了大国最优出口关税的计算公式。本文的结果表明,现有文献中根据对称方法推断出来的大国最优出口关税公式是错误的。     

贸易成本、比较优势与出口结

研究目标：总体贸易成本对一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方法：测算30个样本国与其所有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和各国的总体贸易成本,并利用行业层面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将贸易成本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禀赋一起,经验地研究总体贸易成本对一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贸易成本可以和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一样,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影响一国对外出口行业的选择;一国即便不具有资本禀赋的优势,但只要不断降低总体贸易成本,完全可能选择生产并出口高贸易成本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商品。研究创新：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经验研究了总体贸易成本对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价值：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思路。     

中间品进口、贸易类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首先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分析了是否进口中间品,以及不同贸易类型的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不具有促进作用,与来料加工中间品进口相比,进料加工中间品进口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和稳健;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的抑制效应减弱,来料加工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增强,进料加工中间品的影响呈“U”形关系。     

中国劳务输出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修正的贸易引力模型,应用中国与175个国家(地区)1995~2004年的面板数据,就中国劳务输出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对样本总体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劳务输出能够带动出口增加;而劳务输出对进口没有明显影响,二者之间呈现不显著的替代关系。对样本国家(地区)按区域和收入分组的回归结果与对样本总体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我国对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劳务输出与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外派劳务最为集中的东亚和南亚,劳务输出对出口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在进口方面,除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外,对其余各组国家(地区)的劳务输出与进口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关系通常不显著。     

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借助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1995～2009年22个行业的增加值出口及其就业效应,并利用结构分解法（SDA）分析了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总体而言,2000～2009年增加值出口对各行业总就业的边际拉动量均趋于下降,但对大部分行业总就业的拉动量趋于增加。从分技能来看,增加值出口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最大,中等技能劳动力次之,高技能劳动力最小。尽管增加值出口对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但其呈现强劲的上升态势。进一步考察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的影响因素发现,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规模扩张是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拉动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劳动投入产出系数变动是抑制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拉动量增加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