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供给的捆绑模式研究——以衡阳市雁栖大桥为例

公共物品的定义、特性和分类直接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而供给模式又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主要有政府、市场和公私合伙三种模式,公私合伙模式发挥了政府与市场的优势.衡阳市雁栖大桥的供给模式——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捆绑供给的模式是在公私合伙供给模式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捆绑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经济学上的理论依据,该模式的运用和推广对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和公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收入决定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近年来,农民工收入过低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降低农民受教育的成本,成立农民工技能认证机构等途径可以改善农民工收入过低的状况。     

大国治理逻辑下地方公共收入机制的构建——基于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分析

分税制框架下的现行地方公共收入机制,无论从增长效应还是从公平效应看,其制度设计均不利于促成地方政府有效供给公共物品。基于大国治理逻辑的一个理论基石是,促成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地方公共收入机制,需要融合独立性财权与权力制衡机制。据此,结合受益原则与支付能力原则,利于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地方公共收入机制构建,应在不触动当前政府间财政制衡设计的框架下,围绕权力确定、来源清晰,负担落实、征管优势、适度弹性原则,注重财产税、使用者费、地方公债三大收入形式的运用,并借助制度调整来增强地方独立性财权。     

略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构——以云南z县为例

在二元体制发展模式下的农村已经远远落后于城镇,致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失衡,农村发展缓慢。大量供给农村发展所需的公共物品是加快农村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转变执政理念,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保障,才能够让农村和城市一道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探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FGT贫困指数,以新疆为例,基于Lorenz曲线对农村贫困变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则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与分析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和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两个指标的发展变化显示,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而且波动剧烈.未来我国贸易政策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强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县域经济收入差异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差异性表现在县域与中心城区、以及县域之间的差异。本文选取福建省各县（包括县级市）和市辖区1995-2004年数据，进行收敛性和聚类分析，重点分析县域收入差异、差异扩大原因以及三个中心城市（福州、厦门、泉州）对周边经济的辐射作用。本研究对省级政府及中心城市政府制定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现状与对策——基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分析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要求引进第三部门等新的组织要素,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组成的多元化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要求综合运用国家机制与政府组织、市场机制与营利组织、社会机构与公共组织三套工具,建立起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决策机制和供给融资机制。     

中国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辨析——以新结构经济学为视角

本文分析和论证表明:人口红利与资源红利的衰减、全球供需格局的趋势性改变,显示了中国依赖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遭遇极限,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无法长期持续,倒逼中国增长动力\"换挡\"。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及时实现沿海产业链的内陆转移、传统制造业技术的升级与关键技术的突破以及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建立,其成长的空间才能被充分挖掘,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理论

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内生增长理论并没有为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本文试图对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理论作集中的评述。具体而言,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权力寻租的视角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效率以及社会收入差距是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把三个问题纳入到一个故事框架下来分析和解释。生产的进行需要官员提供资源帮扶,这需要通过雇佣下级官员来做到;当私人利益进入上级官员的收益函数时,上级官员就会促使资源的供给"人为"稀缺来设租,从而便于下级官员从生产者处收取资源租金;而资源租金的收取使得下级官员的收益高于其外部选择权收益,从而增加了下级官员职位的竞争性,又由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职位任命权的垄断,使上级官员从下级官员处收取职位租金。分析表明,权力的设租寻租行为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个能较好限制官员关注私人收益的社会中,官员规模较小、公共品供给效率较高且因权力寻租而造成的社会收入差距较小。     

影响收入分配关系的五个问题与八点建议

基于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五个重要问题的分析,文章认为,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的症结不在于雇员薪酬比重、政府收入规模(宏观税负)、国有经济比重等带有总量特征的指标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而在于收入分配的结构存在较为显著的不合理,差距扩大,公正性不足,转移支付和直接税的再分配优化机制构建不到位、作用发挥不够,以及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缺乏有效的引导与约束,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对公共福利贡献较弱,等等。文章从政府与财政的职能定位出发,考虑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提出了八点完善收入分配关系的建议。     

经济增长与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对于城镇各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增长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具备调整能力,但对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却有极大的调整作用。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一定期数时。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扩大,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对比研究

公共产品的供给反映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一般说来,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由需求表达、决策、筹资、生产和管理四个分项机制构成,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出发,就人民公社时期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情况作一对比性的考察,以梳理出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演变过程,找出它们的异同,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中美公众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差异探讨

中美的基尼系数如实地反映了两国的收入差距。中美两国民众对收入差距反应有差异的原因是因为两国的收入分配形状、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非法收入的社会影响不同。由此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缩小我国收入差距，就必须在农村实行规模经济，完善社会保障，加大打击非法收入的力度。     

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

笔者以2003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平均值都在0.9以上,效率整体较高,但还有近10%的提升空间,从区域上看,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呈东高西低态势;居民收入增加、转移支付及预算外收入比重提高、经济开放度提升等将降低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而人口密度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     

优化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机制的见解与思路

客观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现实差距和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探讨加强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应注意的具体问题。     

推进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几点见解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较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负担,而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也更显突出,已成为影响农村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大瓶颈.扩大农村公共产品覆盖范围,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选择.     

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分级提供各种地方性公共品 ,满足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的共同需要。但是 ,政府提供并不等于政府生产 ,更不等于政府垄断生产。中国现行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地方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按公共品生产与提供、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分开等原则 ,打破垄断 ,有序地向国内外开放公共品生产市场 ,大力推进公共品生产的市场化 ,形成“公”与“私”以及各自内部的竞争 ,将有助于提高地方性公共品供给效率 ,增进公共福利 ,并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市场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这说明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有必要对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进行结构和职能两方面改革,使这两种税能够体现社会公平的税收职能。单纯地从税收结构的数量调整上讲,目前应提高所得税类的税收份额,并降低财产税类(即房地产税)的税收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