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效应、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政府注资

以注资视角探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政府注资问题。随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出台，这一协议的约束效应开始显现。我国为了让商业银行获得更高档次的评级，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注资，以提高其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比率，但必须审视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由此得出比银行注资更迫在眉睫的是银行改革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的结论。     

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的深层次思考--基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分析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的几个相关问题。其主要观点大致有：(1)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在资产部分，在微观基础未能得到有效改善的前提下，对银行的资本金结构进行单方面的改革注定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国家声誉与居民储备之间的一种奇特资本联盟，国家声誉的“入股”使得居民的核心存款变为附属资本，因此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充足的，注资没有必要；(3)国家声誉的不可分性使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必须保证国家对银行的绝对控股，国有银行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不能一味否定。本文的政策结论是，国有银行改革应和微观经济基础的改革结合在一起，从中国长期的制度变迁角度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并在股份制改革上市过程中保持国家的绝对控股地位．片面追求短期效应的单方面注资是不可取的。     

城市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博弈分析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显著提高,但部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假现象。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指出,在现行产权制度和监管机构绩效考核机制的条件下,监管当局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是造成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虚高的主要原因。彻底解决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必须完善城市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改进监管绩效考核机制、健全银行业外部评价体系、建立商业银行业退出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的产业定位与产权改革

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以市场关系的产权结构与竞争性，盈利性银行产业特性的相吻合。尽管以国家控股的资本结构多元化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切入点有其客观的合理性，但国家持有控制权的股权结构，仍然将商业银行定位于“公共部门”，不会形成银行的经营支配权，所以它不是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最终模式。因此，在进行国有银行资本结构分散化，社会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合理定位，由此才能构建以微观利益为基础的现代银行制度。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其效率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9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探索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效率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在一定的资本充足率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随着资本充足率提高而提高,超过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随之提高而降低。同时分析比较了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最优资本充足率。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的思考

为了配合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国家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为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本文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过低的原因、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对策,并指出目前的最佳对策就是国家直接注资.     

2003—2010年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分析

2003—2010年四大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包括四个步骤：损失类贷款的核销、可疑类贷款的剥离和拍卖、汇金公司以外汇储备注资以及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国有银行财务重组的顺利完成,得益于国家的巨额投入。关于是否应该用外汇储备给国有银行注资,学术界存在激烈争论。四大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总体上看比较成功,不足之处是在重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过强,不良贷款的处置成本比较高。     

资本监管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4家商业银行的实际数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后,资本监管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政府注资等外部行为,资本监管的实施促使资本不足的银行大幅度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的作用尚不明显.同时,资本监管的压力也不能解释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变化.     

我国债务软约束的成因分析

政府的侵权行为、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以及经营目标的复合化、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的还贷政治化倾向、还贷现实能力低下、内部公司治理不健全等，制度安排中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产权不明晰、法律体系不完善、信誉机制缺失等，是导致我国债务软约束的根本原因。     

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新角度透视--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分析

本文认为我国国有银行改革应以重建银行体制、增强其绩效、提高其竞争力为目标。并且试图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入手对我国国有银行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与进行产权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重新进行梳理，论述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帕累托改进——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自1949年以来,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关系历经起伏,以改革开放和分税制为时间节点,大致分三个阶段:统收统支、税利合一、税利分流。回溯我国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的历史轨迹,剖析其动因,不难发现,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关系的变革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未来,优化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应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走适度分权的道路。     

银行资本充足性管制的有效性探讨

银行资本充足性管制的必要性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按照存在破产成本和税收情况下的MM理论分析，只有管理当局确定的资本比率和银行最佳资本结构一致时，资本充足性管制才是完全有效的。实证检验表明，各国银行的最佳资本结构并不完全相同,资本比率与资本收益率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不存在一个适于所有银行的最佳资本比率。巴塞尔协议制定一个统一的国际银行资本比率的方式是不合适的。     

企业人本资本结构存在价值的实证研究

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对“人本”的判断并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广义劳动价值观、企业契约理论以及产权理论，可将“以人为本”的思想注入到企业“资本丛林”划分体系，形成企业人本资本结构体系。通过对中国制造行业450家上市公司会计报告作为截面样本数据进行数理证明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企业人本资本结构较大的存在价值，企业人本资本结构优化程度决定了企业经济的发展程度。     

公有中央银行与私有中央银行：中美之比较

在现代社会中，不论是从某家（些）大的私人商业银行逐步发展演变而成的中央银行，还是由政府出面直接组建的中央银行，它们都具有“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这三大基本属性。这也使大部分人想当然地认为，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国家所有的，都具有公有性质。其实不然，私人所有的国家中央银行长期存在，此点为我们的常识和国内法律人所长期忽视并形成了某种理论误解。本文基于中美为代表的公有央行和私有央行体制、功能的比较，试图揭示这一问题，进而为全面而准确地讨论中央银行的性质和功能打好基础。     

资本约束、风险管理与商业银行成长

银行业的风险属性和资本的吸收与转移风险损失的本质特征，使得资本对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和成长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资本软约束是制约中国商业银行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但仅仅致力于资本充足率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的可持续成长，风险约束是制约我国商业银行成长的瓶颈。只有从制度、技术和经营战略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建立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业务增长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尽快实现成长模式由资金约束到资本约束的转变，中国商业银行才能在效益、质量和规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持续成长。     

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与盈余持续性关系研究

我国上市银行普遍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问题。分析表明，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对盈余持续性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资本结构变化的治理效应与盈余持续性是显著负相关的。因此，上市银行应该尽力增加自有资金、减少资产负债率，从而提高盈余持续性。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评估与管理

长期以来的规制安排和银行内部管理均未重视资本问题,银行业风险无从缓释和消化,资本充足性无法进行规范的衡量和管理。为此,应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全面、准确地衡量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指标,以解决目前我国资本充足监管在标准制定、标准测量、惩罚制度、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定--主导因素及其变迁逻辑

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包括公司特征因素、资本成本因素和股权结构因素三大类,现有文献对各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缺乏研究,本文首次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股权结构是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定的主导因素。针对这一实证结果,论文基于国家控制权变迁逻辑,从一国宏观角度,说明了资本结构是国家控制权主导下的产权多元化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即国家控制权的变迁决定了企业特殊的股权结构,而国家、银行、投资者三方之间的控制权博弈则形成了相应的融资方式,两者一起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