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创业活力与城市就业增长

当前我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就业，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则提供了促进就业的新政策方向。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劳动就业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城市劳动就业增长，对中小型城市和东部城市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主要归因于当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劳动就业的增加。影响机制的分析显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企业创业活力，并提高区域劳动力需求。因此，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着重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激发企业创业活力并稳定劳动就业。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立数字中国，促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形成具有优势的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新的就业形态。采用2014年到2020年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以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影响进行重点分析阐述；通过投入产出表研究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促进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就业的增加，并改变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为促进就业结构高级化发展，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经济、就业的拉动作用，培育和储备高技能人才，促进就业转型、就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绿色发展——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4年“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该作用是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的。研究结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合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检验——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且这一促进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业企业创新能力比工业企业更容易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和供应链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基于此，应当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制定差异化发展机制，精准布局行业创新升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期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网络基础设施、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地区差距——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对中国践行更为绿色、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区域协调效应。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的推广普及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就影响机制而言,网络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鼓励大众创业行为、改善居民就业质量以及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相比,网络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正向影响更甚,且对不同类型城市具有异质性表现;另外,网络基础设施弱化了传统地理优势,能够在全国、地区以及省份层面降低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区域协调效应。本文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更为政府推动宽带战略落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

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有待解决。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整体就业以及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女性整体就业,对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相比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个人层面能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地区层面能提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促进女性就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解决女性就业难题并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城市智能化、居民劳动供给与包容性就业——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当前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多集中在企业劳动需求层面，较少着眼于居民劳动供给，更鲜有关注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的总体影响。本文基于2012—2014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提高了居民的劳动参与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具有“推拉效应”。一方面，城市智能化提升了居民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产生了信息约束放松效应，推动居民劳动参与；另一方面，城市智能化促进了产业智能化转型，拉动居民劳动参与。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对年龄较大、多个孩子、收入较低、技能较低、农业户籍个体的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大，城市智能化驱动下就业更具包容性。同时，城市智能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因此，要充分发挥城市智能化转型的“稳就业”作用，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协同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与共同富裕。     

我国城市营商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研究

研究营商环境与就业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提高市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为了重点考察城市营商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选用中国271个城市2017-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非正规就业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非正规就业水平随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2）经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之外的地级市以及东、西部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将数字经济作为门槛变量,城市营商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具有单一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就业选择?——基于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2—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与职业信息网络(O*NET)工作动机的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个体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及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个体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且主要作用于非正规受雇群体;数字经济对非正规就业的作用效果因工作动机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即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支持自主型和关系自主型两类劳动者对非正规就业的选择,而自主成长型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更偏好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新生代、高学历和复合型工作技能的劳动者而言,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工作动机对个体非正规就业偏好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本文从工作动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归纳数字经济相关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新特征,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构建更具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新思路。     

数字经济发展、就业效应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CMDS数据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显示,积极的就业效应即促进更加充分就业及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是其中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女性、高学历及流动时间较长的农民工所受影响更大。结论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促进农民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息消费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信息消费是中国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辐射最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信息消费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就业效应、产业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了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化程度、技术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有利于提高信息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此外，信息消费试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规模城市、东部区域和高行政级别城市中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借助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显著扩大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同时也促进就业结构升级;政策实施通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优化人力资本供给作用于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要素密集度、出口行为、所有制性质、产业技术特征和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都将带来差异化影响;数字贸易进一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研究结论从数字贸易视角丰富了对劳动者收益变动的思考,为以稳就业夯实民生工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以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衡量数字经济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只对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并且数字经济能促进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正向调节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此研究对促进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缓解财政空间收缩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基于2010～2020年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地方政府财政空间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是通过财政收入增加和财政支出增效两个渠道来实现的；在儒家文化浓厚、城市等级较高、地形坡度较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强。基于此，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财政建设、优化外部环境布局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缓解财政空间收缩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基于三次产业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推动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特性及其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适配度决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就业决策和就业流向。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促进了劳动力从事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内的非农工作。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同时体现在传统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2)第二产业数字化具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特征，倾向于吸纳高技能劳动力；(3)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发挥降门槛和稳就业的关键性作用，能够同时吸纳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进入；(4)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赋能农户增收，且有助于提升非农就业质量。因此，持续深挖数字就业红利，对于新时期促进就业增长、保障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群2010—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着重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红利的重要中介因素和门槛因素。数字经济红利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红利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红利最大，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