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分析

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表明，单纯从产权方面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是有很大缺陷的，需要从新的视角去探索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之所以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国有企业问题，是因为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态度及其行为反映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福利改变。     

TPP国企条款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去产能,去产能的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治理僵尸企业。如何治理僵尸企业,可以参考TPP协议。TPP将国有企业单列一章,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本文从国有企业改革出发,结合TPP国有企业相关条款,阐述通过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达到去产能和行业结构优化,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搞活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

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一直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攻坚的重点仍然是围绕搞活国有企业进行的。国有企业究竟能不能搞活,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有多大,用什么办法去搞活等等,成为目前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针对这些热点问题,笔者想从搞活国有企业的理论上寻求依据,从而坚定搞活国有企业的信心。     

WTO法视野下的国有企业法律定性问题——兼评美国政府相关立场北大核心

国有企业法律定性是指国有企业是普通市场主体还是类似政府的公共机构。这个问题在国内尚未充分讨论,但对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和国际义务承担却有深刻影响。WTO法和美国法对国有企业法律定性的看法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国有企业构成公共机构的法律标准不是"控股"或"控权",而是企业行使政府职权。考察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情况,不仅要看控制的形式标记,还要看控制权的实际行使。为了主动回应和消除来自外国的诘难,中国必须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     

法国公共企业管理及其启示

法国公共企业经历二次私有化浪潮之后,虽然企业数量大幅减少,总体的规模明显缩小,但法国国家对公共企业的管理却并未放松和弱化,而是在不断的改进中趋于完善和加强,从而使公共企业在法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依然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借鉴法国的经验,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应当在调整和完善企业董事会的人员组成及其比例分配、重新设计国有企业董事会结构和国有企业领导人改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或委派等方面作出努力。     

中西方国有企业差异的比较分析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最典型的经济形式，也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效经营方式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整个世界范围内国有企业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蓬勃发展，从有旺盛的经济生命力到面临生存危机的历程。从历史的角度比较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国有企业的共同点和差异，总结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建设、发展和经济等方面的规律，对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选择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形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纵观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具有生产资料国有、承担政府调节经济的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任务、…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调整的理论分析

本文从生产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的角度来区分一般企业和国有企业。首先指出不同类型企业的不同职能定位。认为一般企业是生产私人物品的企业形式，国有企业是生产公共物品的特殊企业形式；其次分析了国有企业生产私人物品的内容与生产公共物品的企业形式之间存在的内在冲突的制度困境；最后探讨了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和未来发展趋势。     

推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现实意义及其政策建议

如何改革国有企业一直是政府决策层、理论界、企业界都十分关注并努力探求的课题，也开出了不少影响改革思路的“药方”。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全部归企业所有。1998年底财政部明确提出建立公共支出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预算管理体系。[第一段]     

浅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逐步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特色改革之路。34年来,政府官方和民间对国有企业改革呼声很高,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和成绩,但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阻力很大。本文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和历程入手,先分析国有企业的性质进而探究国有企业改革的阻力并且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国有企业改革质量的评价体系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30年间,对国有企业改革质量的研究甚少,这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导致从多个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评价结论.提出从社会财富、民生、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四个关键指标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质量.     

坚持国有企业改革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剥削制度,由于不存在剥削,因此国有企业能够比非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更高。但国有企业在世界上不是普遍存在的,即只能在少数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存在。现在,新加坡共和国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事实上所有的新加坡政府办的企业都是公营企业,而且还都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很不规范的公营企业。因而,中国改革国有企业不可能学习新加坡模式,中国建立公营企业也不应当学习新加坡政府办的企业。盲目地学习新加坡,会给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灾难,也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中国公营企业制度的建立与规范。如果中国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缺少具有社会主义特性的国有企业,那改革之后中国就不会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了。因此,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就是坚持中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

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是中国深化改革、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项重大任务。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分配制度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深化改革具有极大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在于抓好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关键在于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和果断决策。     

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究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有企业是进行国有资产投资而产生的，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效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有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是要按照“一个减少、两个规范”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要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30年:国有企业改革思想的变迁

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思想不断变迁。改革的第一阶段,要求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学习农村承包制经验,推行企业承包制。在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改革的第三阶段是全面的股份制改革。目前,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混淆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区别。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非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国有企业,只有公营企业。用公营企业充当国有企业,混淆公营与公有,以取消国有企业的存在,这对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是最严峻的现实问题。明确区分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并明确地将目前处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制度演化为规范的具有国家一般性质要求的公营企业,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建设现代规范的市场经济。     

基于比较视角的大型国企集团改革发展研究——以上海仪电集团与重庆四联集团比较为例

大型国企集团的改革发展对进一步深化中国国企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标杆意义。通过实地调研具有共同产业基础的上海仪电集团和重庆四联集团，剖析这两家大型国企集团改革发展的不同路径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有助于揭示大型国企集团除了需要体制机制性的生态环境的优化外，还应有其他共性的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探索。     

破“政企不分” 立“法人治理”——上海国资国企改革30年综述与瞻望

国资国企的30年改革旨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彻底解决“政企不分”的关系。     

浅谈债转股实质

为了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必须将国有企业塑造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然而 ,随着改革条件的变化 ,国有企业存在着巨大的改革成本。以债转股作为切入点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国企混改、政府补助与创新

基于中国深沪A股市场2003~2017年国企混改非平衡面板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政府补助与国企创新,以及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促进国企创新,国企混改显著增强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政府质量越高则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越好,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提升作用越强。通过对《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中"突出主业"的政策趋向的效果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企业主业研发投入,国企混改不仅能够促进政府补助的主业研发投入,同时还可以抑制非主业研发投入。     

论国有企业职工在企业改革中的主人翁地位

对依法保护国有企业职工在企业改革中的参与权、决策权、监管权，保障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进行了论述。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历程研究

本文从政府粮食政策目标和国有粮食企业目标的多重性出发,认为政府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性导致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呈现出复杂性和反复性的特征。从整体上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具体来说则是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再到"政企如何实现有效分开"的过程。本文通过分析指出,在未来的改革中既要注重粮食市场结构的优化,也要关注农民的利益,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中去,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调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