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状研究

以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A股上市公司2007—2013七年间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研究了我国西北地区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状。研究发现,我国西北五省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状不容乐观,与发达地区北京上市公司相比,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上市公司数量更多,比重更大,频度更强,且行业分布极不均匀,在重述时进行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涉及重要财务指标的情况明显较多。最后,从外部监管机构、媒体监督、公司治理、投资者、会计师事务所等多个角度提出了提升西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驱动因素及对策研究

财务重述本是一种对前期发布的财务信息进行补充和更正披露的合法行为,如今却沦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操纵利润,影响市场预期的工具。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象有愈演愈烈之风,其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外部融资条款限制,管理层逐利行为以及资本市场制度压力,要规范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必须要改进融资行为的限制性条款和指标,建立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的统一规范与格式,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外部审计责任,建立财务重述的"失信惩戒"制度,并将其与我国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相联系,保持我国资本市场的生机与活力,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滥用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     

财务重述对审计意见影响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会引起审计、资本市场明显反应,验证财务重述在错报期和重述期、不同特征对审计意见选择的影响,可以帮助审计师在鉴证财务重述问题时做出正确决策,同时敦促上市公司减少和规范财务重述行为,提高信息质量.选取2015—2018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基础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从错报期和重述期分别检验财务重述及其科目、数目、幅度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重述影响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且重述期更加明显;财务重述数量在错报期和重述期均对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重述幅度、会计问题和技术问题类仅在重述期容易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且技术类问题更加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来自财务重述的证据

由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所推动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同时也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财务重述的发生概率，其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增加高管联结度三条途径减少财务重述，且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或面临并购压力、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融资约束时，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对完善公司治理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财务重述研究综述

近年来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象日趋频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首次从公司治理视角对财务重述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着重从财务重述动机、财务重述影响因素和财务重述是否导致管理层变更等方面进行了述评,梳理和归纳了国外最新研究进展,最后总结和论述了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监管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上市公司年报财务重述的行业效应研究

近年来,财务重述在国内外呈现＂蔓延＂局势,国外研究表明,财务重述影响上市公司及市场的资源配置。文章选择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财务重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不仅使重述公司本身遭受价值损失,也给所处行业带来负面效应。     

垄断行业企业高管薪酬问题研究:基于年报重述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2000～2008年曾发生过年报重述的我国代表性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高管以年报重述为路径,通过影响企业财务业绩来提高薪酬的可能性。研究发现:高管控制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虽然更正报告及补充更正报告与高管薪酬"负相关",但是在高管控制下,垄断企业高管仍然可以通过补充年报重述路径影响其薪酬。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6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机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以及公司薪酬激励机制两个角度入手,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与国内已有文献不同的结论: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管理层股权激励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财务重述制度中美比较研究

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对我国财务重述制度与美国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我国财务重述制度在概念界定、处理方法与信息披露上已与美国无本质性差异,实现了国际趋同.此外,又结合我国独特的产权机制对我国财务重述制度进行了再思考,并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提出了相关建议.     

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研究综述

自从股权激励诞生之日起，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就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颁布，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汁划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国内外文献中有关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为国内股权激励理论研究和股权激励实践的开展提供综述。     

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完善刍议

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的一种长期激励机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对于进一步调动国有控股公司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等具有积极意义.文章主要就如何完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进行了探讨.     

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PSM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选取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探讨了在不同激励类型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条件下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有效控制样本选择偏误的情况下,总体而言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股权激励进行分类可以发现,相比较于股票激励,企业选取期权激励对研发活动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而且在不同实际控制人下,企业研发投入对股权激励的敏感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样本公司而言,股权激励能有效缓解企业所面临的代理问题,使得企业更关注长期业绩,调动企业技术研发的积极性。     

高管激励与企业过度金融化：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近年来,我国企业为获取超额收益而过度配置金融资产,导致金融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高管激励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机制,能够弱化股东与高管的利益冲突,影响企业过度金融化水平。为此,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高管激励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路径机制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能显著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行为,股权集中度会弱化上述负相关关系,同时非国有企业的抑制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     

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有效的股权激励对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层的积极性具有积极意义。国资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监管部门对股权激励实施了种种限制,这对调动国有企业高管层的积极性具有负面作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不可一拥而上,也不可一刀切地限制。     

新会计准则对企业长效激励机制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计划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一项长效激励机制，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公众对其不甚了解，但在我国一些上市公司已经施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实施后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股权行权条件、长效激励机制设计和方式选择等所产生的影响。     

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以2007-201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明显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强度和激励有效期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The Effect of External Monitoring on 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Venture‐Backed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venture capitalist (VC)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in firms conducting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of their equity stock, focusing on manipulation of both accruals and real activities. I develop a measure of VC quality based on a principal components factor analysis using data that are obtainable for virtually all VC firms. This metric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VC funds’ financial returns, and with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ful exits through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or trade sales. After going public, companies backed by higher quality VCs have lower abnormal accruals, lower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and a lower likelihood of financial restatement. Companies backed by top‐quartile VCs do not appear to engage in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as a substitute for accruals manipulation. Companies backed by lower‐tier VCs exhibit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s which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ose of non‐VC‐backed companies. The results continue to hold when controlling for endogeneity. Overal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higher quality VCs are better able to constrain opportunistic financial reporting by their portfolio companies going public.     

出版企业管理层激励效应与保障机制研究

有效的管理层激励机制能够鼓励企业管理者努力工作,促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是企业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吸引和留住优秀管理型人才的关键。以2008—2017年24家出版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出版企业管理层薪酬契约激励现状,针对管理层薪酬与业绩关联较弱、薪酬激励水平不足及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等问题,从业绩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薪酬激励力度的确定与股权激励机制的构建等角度,提出改善出版企业管理层薪酬契约的保障机制,以期对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上市公司IPO之后财务业绩变脸研究

从股权融资规模的角度对上市公司 IPO 之后的财务业绩变脸现象进行研究,由于中国股市的外部股权融资行为往往 NPV 大于0,即融资价格高于投资价值,许多劣质企业有强烈的融资和上市的动机。据此提出假说,并用 1992～2000年上市的 A 股公司数据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融资规模越大的企业,在 IPO 当年变脸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变脸幅度也越大。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持股与创新投入

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及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呈负相关关系,且高管持股会削弱二者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均呈负相关,高管持股在非国有企业会减弱二者的关系,在国有企业的调节作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