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金砖国家间农产品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

本文在Novy(2013)超越对数引力模型基础上把国内民主化程度作为政治因素从出口国和进口国两条路径引入该模型对其进行改进,并利用改进后的模型对中国与金砖国家部分农产品贸易成本弹性分别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弹性均为正,中国与金砖国家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均可提高贸易量。然而中国出口与进口贸易成本弹性差值均为负,中国总体不具有相对优势。从细分产品结构来看,中国可以优先考虑本国优势产品,重点在优势产品领域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中国与金砖国家存在产业内贸易潜力较大产品,中国可以与金砖国家在不同层次加深农业分工与合作,分散中国农产品贸易风险,实现对外贸易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产品二元边际

本文针对中国与5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HS六位贸易数据,在把贸易成本进行细分并构建解决“多贸易零值”问题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各细分贸易成本变量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而研究在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农产品、非农产品的子样本中,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共同边界与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贸易成本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国家距离、是否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清廉程度等贸易成本对其影响是负向的;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来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二元边际的提升不受距离和经济自由的限制;就不同的产品类型而言,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     

贸易成本论：NEG视野的综合与分解

贸易成本是经济活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存在,但却被传统贸易理论甚至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长期舍弃了,或仅作为影响经济活动的一个外生变量。到了新经济地理学那里贸易成本才得到真正的“复活”,被视为左右经济空间分布的核心变量。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贸易成本,属于三个经济学分支“散论”的集合,即国际贸易理论尤其是新贸易理论之方法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之间的集合。然而即便在新经济地理学那里,贸易成本主要是被当作影响经济空间集聚的一个因素,在相关分析中往往以虚设变量代替贸易成本,且鲜有实在     

RCEP框架下中国贸易成本测度及其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抓住RCEP正式生效的机遇期有利于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利用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Novy引力模型计算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成本,实证研究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成本整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对新加坡的贸易成本最低,对文莱的贸易成本最高;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分行业看,贸易成本与纺织品和高技术品出口呈现显著负相关,对农产品的负向效应不显著。以上发现为中国未来更好构建RCEP经贸合作框架提供了理论依据。     

增加值贸易与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

研究目标：估计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并从增加值贸易角度讨论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研究方法：基于企业销售目的地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研究发现：不考虑企业销售目的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会高估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低估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高估了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导致明显的比较优势逆转问题;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将中国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规模分别高估了60％和85％左右。研究创新：构建了新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研究价值：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谈判和反击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调查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贸易成本测度的改进模型及应用——以中日贸易为例

针对传统贸易成本测度模型之不足,在Novy(诺维)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可操作的研究方案,然后运用该研究方案,对1980年到2006年间中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980年至2006年中国与日本关税等价的双边贸易成本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日双边贸易成本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     

贸易成本、比较优势与出口结

研究目标：总体贸易成本对一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方法：测算30个样本国与其所有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和各国的总体贸易成本,并利用行业层面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将贸易成本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禀赋一起,经验地研究总体贸易成本对一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贸易成本可以和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一样,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影响一国对外出口行业的选择;一国即便不具有资本禀赋的优势,但只要不断降低总体贸易成本,完全可能选择生产并出口高贸易成本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商品。研究创新：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经验研究了总体贸易成本对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价值：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思路。     

贸易开放与碳排放转移：来自中国对外贸易的证据

库兹涅兹曲线显示,196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N”形曲线关系,贸易开放对中国人均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贸易开放程度每提高1%,人均碳排放量增加0.3%。投入产出模型揭示,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27.1亿吨,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39.76%。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碳排放最高,占出口碳排放21.2%。依次为化学工业（10.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9.8%）、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8.68%）、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7.53%）。     

“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分解研究

研究目标：测度并分解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上对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法：将中间品贸易结构嵌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为发达国家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大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但是其为发达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增速却显著小于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增强与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内水平分工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研究创新：将“中国制造”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进行合理测算,对其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价值：为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依据和参考。     

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上涨与利润增长并存”之谜

2002~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原材料、工资等成本出现大幅度上涨,但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总额与利润率仍然呈增长趋势。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上涨与利润增长并存”之谜给予解释。本文的研究表明,投入（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与工资上涨造成制造业利润的减少,但通过提高产出的价格以及调整投入的结构、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能够消化成本上涨的影响,从而保持利润的增长。对成本上涨做出调整的过程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2002-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绝大多数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了显著提高。由于应对成本上涨空间的有限性,应进一步加快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步伐。     

出口价格、出口品质与贸易联系持续期

贸易联系持续期对于一国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6位码数据,通过构建出口品质、出口价格以及贸易联系持续期指标,采用多种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以下结论。文化产品出口品质有助于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的稳定,而出口价格则抑制了贸易联系持续期,尤其在核心文化产品种类以及较短的贸易联系持续期样本上。本文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对于出口品质较高或贸易联系持续期较为稳定的文化产品样本,出口价格的负向抑制效应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甚至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多种稳健性回归结果也均验证了上述结论。本文研究成果不仅为企业出口“价格-品质”争论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经验证据,同时对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的稳定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中国双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及贸易壁垒研究

本文利用OECD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拟合了一个\"典型\"经济体(包括中国)双边金融服务的出口流量方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及贸易壁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进出口双方的GDP、双边距离、进出口双方的经济自由度及是否使用共同语言会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对主要的金融服务出口市场(包括中国香港、美国、卢森堡等)普遍贸易过度,而对小型的出口市场则普遍贸易不足;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贸易过度的经济体,贸易壁垒水平较低,而贸易不足的经济体,贸易壁垒水平则相对较高。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事实与解释

研究目标：把握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方法：基于MRIO模型的贸易增加值核算及结构分解分析。研究发现：如果考虑中国贸易的二元结构,则制造业服务化悖论并不存在,1995～2011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增加值占比由33.54%上升至33.74%,上升幅度很小,但国内服务增加值对于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创造的重要性在快速提高,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趋势;从不同贸易方式来看,制造业加工出口的国内服务化水平较低但其提升幅度大大超过了一般贸易出口;市场分割弱化了国内产业关联、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服务部门增加值系数下降,以及来自于亚太地区出口市场的低端俘获,这些都是抑制一般贸易出口的国内服务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研究创新：利用OECD-ICIO区分加工贸易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增加值进行再测算,并比较分析两种不同贸易方式下国内服务化转型的变动趋势及其主要驱动因素。研究价值：为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出口利得提供参考。     

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

传统引力模型方法在测度贸易成本时,由于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往往事前假定贸易成本的构成并且忽略多边阻力的影响而广受批评。基于一个融入双边冰山型贸易成本的多边一般均衡贸易模型,本文采用的改进引力模型能够弥补上述缺陷。运用该模型我们综合测度了1980~2006年中国与G-7各国关税等价的双边贸易成本。结果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税等价的贸易成本都已经低于50%,与1980年相比,到2006年平均下降幅度高达30%,并且在入世以后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这充分说明近30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正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     

测度金砖国家间双边贸易成本弹性

传统引力模型基本上以CES效用函数为基础,无法测度贸易成本降低对不同贸易伙伴国间贸易流量的差异化影响程度。Novy（2012）超越对数引力模型弥补了这点不足,本文基于该模型对金砖五国在2000~2010年双边贸易成本弹性做了测度。结果显示金砖五国贸易成本弹性在[245,0.48]间取值不等,变化幅度较大。俄罗斯平均贸易成本弹性最高（36.66）,南非次之（29.31）,中国最低（1.84）。南非对巴西和中国贸易成本弹性差值比最高,说明降低贸易成本对贸易小国影响程度更大。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研究——以应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变化趋势为视角

中央决定在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展现中国全面深化对外开放决心的伟大决策,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学习和吸收国际自由贸易港成熟的经验与制度。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数字服务贸易已经逐渐发展成全球附加值最高的贸易形态之一,尤其是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国际自由贸易港产业结构中,数字经济已成为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应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新趋势,以发展数字服务贸易为核心,主动对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新标准与新规则,打造数字自由贸易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