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行不一”:制度复杂性如何影响企业耦合行为

“双碳”目标背景下,中国企业采用何种战略行为响应制度复杂性?通过对江浙沪地区304家产能转型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合制度复杂性宏观视角与身份认同微观视角,揭示制度复杂性下组织场域内多重制度逻辑对耦合行为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企业解耦行为动因。结果发现：(1)在制度复杂性场域内,企业采取“言行不一”的战略行为能够缓解多重制度压力,即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解耦行为具有正向影响;(2)组织认同作为中介变量,在多重制度逻辑与企业解耦行为间发挥中介效应;(3)高管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其中,高管政治关系资本对多重制度逻辑和企业解耦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商业关系资本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验证。结论可为企业塑造应对制度复杂性的战略行为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和实证经验。     

双元制度逻辑的共生演化与动态平衡基于国有企业组织场域的解释

明晰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内在驱动力及其作用机制一直是理论探索和实践认知的重要内容.现实中的国有企业生存在混杂了多重制度逻辑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不同制度逻辑间的差异化制度要求,在推动国有企业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的冲突和挑战.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中,市场经济制度逻辑和公共利益制度逻辑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日益突出.研究发现,具有双元特性的市场经济与公共利益不是简单的线性替代或互补,而是会在国有企业组织场域发生复杂的动态交互,相互渗透并形成共生演化,且一直贯穿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全过程.随着国有经济结构布局的逐步推进,市场经济和公共利益开始进入双元区间,并没有出现某一种制度逻辑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而是呈现出“融而不合”的“螺旋式”动态平衡.双元制度逻辑彼此间的张力是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核心动力,并通过持续的动态调整来使两者保持在双元区间,而不至于对改革活动产生破坏性冲击.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组织场域也会形成最优特性——限类趋同,既满足双元制度逻辑的一致性要求,也能有效处理差异性要求,并对两者进行有效调和,从而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持续进行.     

组织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权力机制——基于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案例研究

组织如何有效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是目前学界与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虽然认为组织需要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并提出一些个体层实现机制，但如何从组织层面整体实现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机制尚不明确。从权力结构出发，通过对西交利物浦大学进行探索性单案例分析，挖掘组织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权力机制模型。结果发现，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关键在于不耦合的认知与实践双重权力结构：组织层级式权力实践结构与网络式权力认知结构不但分别区隔、整合了多重制度逻辑诉求冲突，而且共同激励多重制度逻辑的持续弹性混合，能够有效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     

制度情境复杂性与企业战略逻辑形成机制 ——基于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战略逻辑决定了一个企业的行为范式,制度情境已然成为战略逻辑形成的重要依据.在复杂的制度情境下,企业如何平衡这些多元化的、甚至可能相互冲突的制度并建立起不同的战略逻辑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亦是制度与组织研究领域新兴的热点.本文以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制度情境复杂性对企业战略逻辑形成的影响过程和机制.基于探索性纵向案例分析发现,制度复杂性是时间维度与内容维度的融合,企业战略逻辑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且企业响应在制度情境与战略逻辑关系中起传导作用.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企业在制度情境下战略逻辑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为我国企业响应制度情境并形成战略逻辑提供了参考依据.     

转型期我国二元企业制度系统的转化趋向

我国渐进式制度变革具有一元化的逻辑起点,而在制度改革进程中生成的二元企业制度系统内部存在着持续的关联与互动.现阶段,两个经济制度子系统需要而且能够归并起来的观念必须确立.本文通过构建"制度熵数"来描述企业制度系统的和谐状态,并以此阐释了我国二元企业制度系统的转化趋向.     

组织惯例构思的探索性开发:基于扎根理论方法

从持续性变革视角出发,将组织变革视为组织惯例不断演化的动态学习过程,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选择19家(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为对象进行访谈,其中包括5组焦点小组访谈。着重捕捉组织变革过程中组织成员行为模式、组织运作"游戏"规则以及员工集体共识的变化,旨在把握组织变革以及组织惯例的可能关键要素。在此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访谈所获取材料进行分析,发现组织惯例的概念构思由交互共识、内隐规范以及行动逻辑三个维度构成。     

社会企业何以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基于混合制度逻辑的视角

传统组织基于市场、行政或公益逻辑对脱贫地区乡村产业进行的帮扶常常面临可持续困境,新兴混合型组织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实现乡村产业持续振兴?文章通过对两个社会企业——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的研究,归纳了社会企业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理论解释框架。文章认为,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目标调适、制度资源整合和治理模式优化融合市场、行政和公益制度逻辑,解决传统组织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在该过程中,初始的主导制度逻辑会影响和塑造制度逻辑融合的演进路径。文章也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力与逻辑基础研究

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力是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其成本,从而对行动集团和政府产生推动制度创新的激励。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在宏观上体现为向"资本"属性的回归,在微观上体现为向"企业"属性的回归。     

金融脆弱性、不完全信息、制度变迁与金融风险

本文通过将金融脆弱性、不完全信息以及制度变迁与金融风险的关系纳入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思维框架体系内,揭示了金融风险理论的创始与发展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从"宏观假说"转向寻求"微观基础"、从"静态"转向"动态"的演变路径来进行的.在阐释四者之间内在的逻辑机理的同时,还指出制度金融风险理论与主流金融风险理论必将融和,从而表明转轨经济中的金融风险问题必然成为金融风险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后者将在解释前者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创新与发展的新机遇.     

制度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凸显了制度的重要性,制度既具有规范功能,也蕴含着特定的价值理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求以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制度限定、规范着人的活动、塑造着人的个性,构成人发展的现实空间,协调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制度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人的发展需要变革不合理的制度体系。针对封建人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和资本逻辑对人的价值的忽视,制度建设要重视对人的自由、权利的保障,以法治、人本、公正作为制度建设的价值导向,以合理公正的制度促进人的发展。     

组织惯例量表开发及验证研究

从持续性变革视角出发,在扎根研究及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开发了保留12个项目的量表,抽取了交互共识、内隐规范和行动逻辑三个组织惯例的维度。正式采样后,通过结构方程建模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组织惯例三维量表的有效性和稳定性,通过方差分析检验组织惯例在个体和组织水平的差异。最后,基于学习视角分析发现组织惯例三维度之间是一个多层次交互学习的内在演化过程。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制度约束、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

大量实践观察表明,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事实上已成为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和集群升级能力的关键因素.这两种制度因素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之间具有的相互作用关系,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不同选择动机、竞争优势来源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集群分工结构形态的差异,进一步将混合嵌入式集群区分为短距离型集群和准层级型集群,并结合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可充分了解二者因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能力.     

论世界经济秩序的逻辑:自由主义、利益平衡与结构体系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资本逻辑的衍生,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为全球化参与拓展各经济主体提供获利机会和空间,交互摩擦和利益诉求需要以利益平衡来调和,即贸易平衡。而在技术、资源不平衡格局下,这种平衡是一种价值扭曲的平衡。资本逻辑的"必然"是对资本放任的结果,不是经济运行结构的逻辑必然,经济运行的基础是生产与消费的结构体系,生产地与消费地以及生产中心与创新中心的分离,影响到地域经济结构平衡,即全球化的结构不能确保地域结构有序。因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只是资本逻辑的辩护,平衡利益的贸易平衡不能替代区域经济的结构平衡,即消费与生产不能脱节。因此,全球化必须回归到区域层面上的生产-消费的循环上来,把民生改善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回归到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上来。     

共生理论视角下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理论逻辑、风险题域与推进策略

在大科学时代,有组织科研作为高校科技创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是一项复杂且重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市场和高校等多个场域、多类主体,受到国家、市场和学术等多重制度逻辑的交互影响。鉴于此,将共生理论引入有组织科研实践,通过梳理有组织科研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共生环境,厘清共生理论语境下有组织科研改革与发展的理论逻辑。研究发现：高校有组织科研存在多重制度逻辑分歧、连续互利模式缺席、科研调节机制失灵、外部体系支撑乏力等风险。应进一步推动有组织科研组织形式变革,优化有组织科研共享和分配模式,完善有组织科研激励机制、监管机制和评价机制,为有组织科研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同构还是创新?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制度逻辑冲突的响应策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围绕"制度双元情境下后发企业如何响应母公司与东道国制度逻辑冲突"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借助多案例研究发现:依据制度双元情境下东道国与母公司制度逻辑相对主导性及响应焦点不同,本文识别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MNES)制度逻辑冲突响应三组策略:对内同构为主+对外创新为辅;对外同构为主+对内创新为辅;对外创新为主+对内同构(创新)为辅。三组策略下对母公司和东道国制度(逻辑)环境产生的响应效果也有所差异,并集中体现在MNES的角色扮演特征:在先发东道国从最初的制度逻辑学习者成长为制度创新开拓者,在后发东道国成为母公司制度逻辑代言人,呈现出制度复杂环境下中国不同所有制MNES成长过程及国际化战略目标实现。本文研究结论对制度理论视角下后发MNES制度逻辑冲突多元化响应策略给予有益的理论补充;对后发MNES国际化战略意图及价值实现具有一定的借鉴及启示意义。     

新技术范式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制度变革

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双螺旋动力，技术与制度是否协同匹配直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和速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我国技术范式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技术范式和制度框架内技术—制度的互动稳态，激发了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当前，我国制度创新的供给明显滞后于技术范式的转换，现行的制造业相关产业政策与制造业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还不适应数字技术范式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这是导致制造业企业陷入生产率困境、转型升级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从多制度变革入手，通过调整传统的制度框架适应技术范式的转换，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的制度变革路径包括改变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取向、致力于数字技术底层逻辑的制度变革、强化竞争导向的市场化制度改革、侧重促进协同创新的制度创新及聚焦动态能力的企业内部制度变革。     

政企关系、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选用世界银行2010年至2016年对转型国家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重点考察政企关系在研发与创新绩效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关系负向调节研发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企关系正向调节研发和绩效之间的关系.     

论农村制度结构性供给短缺及创新策略

该文应用制度均衡的一般理论,分析了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结构性供给短缺的表现及原因:在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结构中,无论是产权制度、还是微观组织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都存在制度供给滞后于制度需求的状况。提出打破政府的"非农偏好"与"以农补工"的意识刚性,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以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由各级政府、部门和农民共同分摊制度创新成本,建立有效的制度需求表达机制的创新策略;应从旧体制的修补转向新体制构建,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从单项制度改革转向结构整体优化变革的创新路径,以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由结构性短缺向制度均衡转变的目标。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逻辑

公共服务均等化实际上是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纳税人权利意识凸显出来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的产生及其实施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逻辑.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各不相同,因而会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同维度的逻辑进行强调,这一状况使得不同国家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标准的选择以及制度安排上出现差异.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目标的情况下,弄清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逻辑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