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视角下对于出租车业拒载与社会失范的分析——兼评法社会学思维与法律思维两种理论进路的异同

公共运输部门,存在着我们所熟知的强制缔约义务,然而"拒载"一直是出租业的顽疾,尽管各地相继出台规定打击拒载,但成效甚微,这一现象屡禁不止已表明单纯从典型法律思维的角度分析进路的不足,笔者试图从法社会学角度分析结构性原因,并略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法社会视角下对于出租车业拒载与社会失范的分析——兼评法社会学思维与法律思维两种理论进路的异同

公共运输部门,存在着我们所熟知的强制缔约义务,然而“拒载”一直是出租业的顽疾,尽管各地相继出台规定打击拒载,但成效甚微,这一现象屡禁不止已表明单纯从典型法律思维的角度分析进路的不足,笔者试图从法社会学角度分析结构性原因,并略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不可或缺的品格

法律思维作为一种职业性思维,其中以法官或律师的思维为典型代表,它以法律精神、原理,规定等角度思考问题,它是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再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其目的是探索事物的法律意义,实现法律价值所必需的具体途径。为培养法律思维是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法律人应有的基本品质,应当从外塑环境和自身内塑等方面来重视法律思维的培养。     

法律思维的概念综述

有关什么是法律思维,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总结各个含义的基础上,认为法律思维是法律人所具有的,以现有的法律为基础,分析发生的社会现象,解决发生的社会问题的一种特殊的思维。并提出了法律思维的特征。     

社会理论法学的兴起———贡塔·托依布纳的生平、著述及影响

贡塔·托依布纳系当代社会理论法学大师,他在“法律与社会”“超国家法律”以及“正义 论”三个领域,结合卢曼的系统论和德里达的后现代语言哲学,分析当代社会的私法秩序,建构了独特 的社会理论法学。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托依布纳强调反思型法的作用,把合同视为调整来自不同 领域冲突理性的工具。他认为当代法秩序会脱离民族国家的影响,形成全球私法。正义论不是纯粹 的法哲学问题,它涉及的是法律与社会的调和,并且寻找适合社会的法教义学具体问题的答案。     

浅论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律的总的基本的看法,他是在继承和发扬整个西方法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当代中国法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中国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法律观、邓一J、平理论法律观、依法治国法律观和社会主义法治法律观。     

浅议法律思维及其对行政法治建设的意义

法律思维作为一种职业性思维,应"以法律、法理为根据",同时以法律之上、忠于法律的理念和实现法律公正为使命感。法律思维对于法治国家的构建及实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能否步入法治社会,关键在于法律思维能否深入人心。运用法律处理问题首先应实现由日常思维向法律思维的转变,加强对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法治的实现以及解决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论法学教育中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

重视培养学生法律思维,不仅是法律职业者对自身工作方法的反思,更是凸显法治自身张力的积极尝试。从目前法学教育中教学研究的趋势来看,法学教学方法是法学教育中亟待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有助于法学教育水平的提升,重新探究正确的法学教育目的、提高法学专业学生法律思维素质的培养内容在整个人才培养计划中的比重、提高对法学教师的要求以及强化实践性教学等问题都是培养学生法律思维必须审视的几个问题。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机制及其法律保障

筹资机制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突破口,包括筹资主体、客体和程序三个部分。筹资主体包括主导性主体(各级政府组成的"三层结构")、辅助性主体(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和个人)和其他重要主体(国际组织);筹资客体包括核心客体(税收、公债和财政政策)和重要客体(收费、民间资金和国际资金);筹资程序应当满足科学化和法治化两个标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机制的法律调整应当采用"四步骤"模式,在宪法、行政法规、专门性法律规范和特殊性法律规范四个层面构建筹资机制的法律保障。     

法的现象的正义性透析

法和法律统称为法的现象。法的正义性是不言而喻的。反映社会主体法权愿望的法权要求符合我们对其正义性的期待。所以,”法的现象的正义性”可以转化为”法律的正义性”,这样才有了研究讨论的价值。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者都将正义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从不同的侧面对正义进行理解、界定、分类。其中,古希腊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称得上是正义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大致有两个方面：首先,正义推动了法律的良性发展。其次,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途径。”良法”体现了社会主体对法律正义性的期待、是满足社会最广大成员对法律正义性需求的法律、是得到普遍服从的法律。提高、实现法律正义性不仅仅是立法者、执法者的使命,也是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社会责任。     

从数据到知识： 智能司法基础设施的困境反思

国内现有的智能司法系统普遍采用数据型信息作为基础设施,由于其数据本身存在来源性、模糊性与孤立性的三重困境,致使应用系统难以实现实体性的法律决策辅助。鉴于人机思维的对应性特征,该问题可在法律获取理论的指引下得到解决：　智能司法系统的决策思维系发现与适用法律规范的过程,而作为其智识驱动来源的核心基础设施,也应由不确定的法律数据嬗变为确定的法律规则知识。在本体论层面上,原子化的法律构成要件是基础设施的最小知识单元,其互相以数理逻辑符号连接成前束范式的规则表示,且可通过生活经验与司法判决加以解释,以此形成体系化的要件知识网络。而在运行论层面上,该基础设施有赖立法、司法、执法与法学研究主体进行协作建设,其需要构建相互沟通的法律解释共同体,并依据法教义学方法形成法律规则的融贯体系,从而推动智能司法发展迈向知识范式。     

现代法律人的职业道德困境和解决办法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始终是西方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是法律的评价标准。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以及法律的评价标准,法律具有介入伦理道德的法理基础,反过来讲道德作用的充分发挥能够更好地发挥法律的规范管理和制约作用,能够使法律更好地维护公平与正义。近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者对法律与伦理道德也颇为关注,然而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争论却从未止息。本文通过结合当下司法改革中所出现的一些典型事例,以"职业伦理道德困境"为基本概念,根据典型案例,提出从案例中所发现的法律人职业伦理道德缺失的问题与解决思路,通过分析法律人可操作的职业伦理道德,以及法律人与日常道德愈行愈远的职业伦理,分析当代法律职业所遭遇的新困境(如正义的迷失,法律职业自主性的丧失,职业中的道德两难,职业共同体的生存危机,中国法律职业特有的道德困境等)。     

法理学教学与法律思维培养

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是法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理论和法学方法论,法理学的这一学科特点和基本功能使法理学教学必须明确教学目标,即与法理学的基本功能相适应的法律思维培养,通过法理学的教学和学习培养学生的制度性思维、权利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从而使法理学教学变成自觉的理论活动和教学实践。     

法律监督的法价值初探

法的基本价值-----正义和自由奠定了法律发展的基础,并从根本上规制着后来的法律及其制度的走向。法价值的实现应内化成为法律监督权主体内心的自觉准则,积极追求并形成对法的价值的认同应成为法律监督权主体的基本职责或责任。对法律监督体制法理价值的研究就是对法律监督在法逻辑上的必然性研究,也是法学理论进步和完善的内在要求。     

理性对待中国的无法、有法、反法与超法——“法律东方主义”的启示

关于中国法律的"东方主义"认知是一种对中国治理模式非常系统化的误读,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绪化偏见。它提醒我们警惕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存在、也将继续长期存在的现象:因为观察和研究的感情化,使得人们对于中国治理模式(包括中国法律体系)的了解和理解常常处在一种盲人摸象的褊狭状态,即简单化地用"无法"反法"或者"超法"来概括中国的法律制度实践,而无视"有法"才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法律的"东方主义"不仅仅在知识上让我们误读了中国,也在政策上误导了中外的政治家。本文呼吁理性对待中国法律制度实践中无法、有法、反法与超法四种现象共存的状态。     

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规章,确保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进行.在立法和执法层面上,首先,要制定和完善外汇市场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保障信用管理部门依法获取和处理相关信息,使得信用管理有章可循;其次,要加强与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尽快制定统一的外汇市场信用标准规范,支持外汇市场信用信息逐步开放共享,方便银行和其他执法者及时了解和使用;第三,要保护涉汇主体的合法权益,在经济管理法律框架下,打击外汇市场中失信违法现象,引导涉汇主体遵纪守法,提高社会整体信用程度.     

从中英文毕业论文撰写看东西方科学思维的差异

中英文毕业论文虽然都是用科学思维写作,但其间的思维差异也是明显的.这些差异是由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文章重点分析了东方整体性思维方式与西方分析性思维方式、东方具象性思维方式和西方抽象性思维方式、东方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与西方清醒的方法论意识这三方面的对峙及其形成原因,提出了两者各有利弊的辨证观点.而在当代,东方式的思维已被现代学科采纳.我们应该发扬民族思维的特长,兼收并蓄,更好地指导学生论文写作.     

试论构建中国的法律信仰——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启示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和以大规模立法为主要特征的法制建设时期,但是其中普遍存在着法律情感薄弱和法律信仰缺失的危机。借鉴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历史渊源和现代社会发展中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理性分析,发掘现代法律和信仰的深层联系,从而提出在当今中国应当建立具有神圣性因素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建构具有中国自己民族特色的法律信仰;那么就要在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寻找途径,把中国法律源头之一的神圣性因素——“礼法道德”引入到当代的法律中去,使得我国法律在普通民众心中能够唤起民族意识和归属感,从而具有一种本民族的神圣性,为中国民众所信仰。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是有很大意义的。     

法律语境下“中国造”问题分析

“中国造”问题源出中国粗放式消耗型经济,农村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的低值大量投入换来经济的高增长和快速增长,却伴生了“中国造”与生俱来的营养不良症。对照WTO规则我们仍在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规范,也在做相应的跟进和修改。关键是我们要扭转思维,实现“中国造”向现代技术型标准型转轨。中国法律人应对全面解决“中国造”问题做出一份实在贡献。     

中国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的法理缺陷及其完善

金融监管模式的法律定位是指一个国家在有关金融法律中对其金融监管组织机构所作出的明确界定和安排,但中国现行“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在法理上存在若干重大缺陷,构成中国金融业运行中的不和谐因子。因此,需要从制度的层面来探讨金融监管主体及其组织结构以及金融监管主体的权力和制约的平衡,以期有效解决主体的金融监管权力弱化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弱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