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VAR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利用1978——2008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对宁夏进口、出口、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宁夏进口、出口、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出口和进口都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经济增长是出口和进口的Granger原因；投资和消费均与经济增长构成双向因果关系。     

"三驾马车"的协整分析

以1978-2009年我国经济数据,分析"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消费、投资、货物净出口和服务净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非均衡关系.发现提高消费和投资均能拉动货物净出口增长,但消费的拉动效果长期明显不如短期,而投资的拉动效果长期和短期相差不大.提高服务净出口能提高消费和投资,并且这种拉动效果长期比短期明显.为此,需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把优化投资结构作为中短期任务,把控制投资作为长期战略;需要把促进贸易平衡,优化进出口结构作为长期战略.     

消费与投资—哪个更重要

作为总需求的两种基本形式,消费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都很重要。但是,在不同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两的重要性又有所区别。第一,从短期考虑,当经济中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促进消费与投资扩张都将有利于闲置资源的利用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但从长期考虑,经济增长则要依靠资本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但从长期考虑,经济增长则要依靠资本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因此,长期经济增长就取决于储蓄率的提高,而不是消费率的增加。第二,消费占总需求的大部分,但实证分析表明,消费是稳定的、变动和缓的;投资占需求的小部分,但投资是活跃的、变动剧烈的。因此,对于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大的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增长是正相关的.只有高储蓄及高投资才会带来较长时期的经济高增长。第三,消费与投资并不是矛盾的,消费会刺激生产,生产增加又会扩大厂商的收益水平,从而增强企业的资金积累;而当人们少消费,把更多现期收入储蓄起来并投资时,资本积累引起的未来收入增长又会使人们享有更多的消费。第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离不开消费的中介。总之,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消费的短期作用及投资的短、长期作用是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基础,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赶超,就必须依赖高储蓄和高投资。     

“一驾马车”的协整分析

以1978—2009年我国经济数据，分析“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消费、投资、货物净出口和服务净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非均衡关系。发现提高消费和投资均能拉动货物净出口增长，但消费的拉动效果长期明显不如短期，而投资的拉动效果长期和短期相差不大。提高服务净出口能提高消费和投资，并且这种拉动效果长期比短期明显。为此，需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把优化投资结构作为中短期任务，把控制投资作为长期战略；需要把促进贸易平衡，优化进出口结构作为长期战略。     

供需两侧视角下江苏省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分析

江苏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基于总供给与总需求视角,江苏经济增长新旧动力正在接续转换。文章从供需两侧分析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供给侧的要素投入面临瓶颈,表现在人口红利减弱、土地资源制约突出、高资本形成率难以维持;但人力资本积累与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则有效地提升了要素配置与使用效率。需求侧的传统投资与出口减弱;但中高端消费升级引导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未来江苏应充分把握消费、投资与出口等需求结构的优化升级机遇,促进要素资源的高效使用,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从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拓展投资空间、提升出口能力。通过提高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更好地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扩大居民消费要有新思路

在我国经济不断回升向好但基础还不稳固的情况下，要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现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的有机结合，提升未来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必须促进经济由政府推动向市场主导过渡，实现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开拓思路，建立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避免短期消费政策陷入僵局，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美国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在短期内影响投资、消费、净出口等即期需求的变化和长期内影响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的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计量模型分析(SAS①软件)以及FDI在中、美两国经济效应的比较分析得出在短期内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于美国,而在长期内两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通过比较本文还强调了FDI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及其原因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美国“财政悬崖”危机:原因、影响及启示

本文分析了美国"财政悬崖"危机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国内外的影响,认为美元体系下的高消费模式是危机发生的根源,自动减赤机制的启动虽然短期内会削弱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效果,但从长期看,有利于改变美国制度结构的改革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从该危机中得到的启示是:要稳定经济增长目标,减税政策应与结构调整联系在一起;投资、消费、出口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能偏颇,过度依赖出口或过度依赖消费都不利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并保持币值稳定,黄金储备的充足是基本条件,论文主张增加更多的黄金储备或稀缺金属,而不是大量的美元资产。     

调整进出口结构 防止贸易顺差过大

当前国内已经出现了经济是否面临通货紧缩风险的争论，表明现象是价格涨幅过低，实质原因是最终消费需求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投资规模左右短期经济增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主要着眼于对投资的调控。事实上，即期的投资会形成后期的生产能力，目前是需求，将来就是供给，现在的市场扩张后果就是将来的市场不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形成生产过剩，通货紧缩风险会长期存在。     

FDI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基于1990至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加快吸收FDI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选取甘肃省1990至2009年的数据,研究FDI对其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结果表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其短期内效应非常微弱。从长期效应来看,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积极作用,是短期效应的3倍多,但这种促进作用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较大。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比较:内需与外需

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显著成就,以及外向型程度的快速上升,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广泛关注。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和动力源泉,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模式,一般看两个重要基准:一是看三大需求对一国总需求的贡献,二是看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对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相关研究表明,在需求主体方面中国以内需为主,在动力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典型特征。     

进出口贸易与大连地区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0～2006年度大连市统计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在模型中加入进口、消费、投资等解释变量,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大连市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大连市的经济增长与进口、出口、消费、投资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进口、出口和投资明显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并不显著。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连市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以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为基础,采用2000-2013年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探究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总体关系。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显著推动企业出口参与度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增长,物流专业化对上述企业出口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间转移支付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通过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消除分配政策影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生冲击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物流专业化的交互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变为正向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促进企业自身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扩张;物流专业化主要通过物流规模扩张和物流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持续和当前复杂艰难的国际贸易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继续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强化物流专业化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企业出口潜力,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浅谈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失衡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从根本上来说,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增长。如在消费没有回升迹象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回升,还会增加无效供给,使消费不足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而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地由投资主导,消费和投资失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Contribution of interest rate control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economy has grown at an unprecedented pace since 1978,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sustained improvement in the average living standard in China. A theoretical model is develop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o analyze the role of interest rate control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ere investment is primarily determined by interest rates available to firms and entrepreneurs. When the central bank regulates the interest rates and makes them below the equilibrium rate, high-level investment activities boost economic growth and introduce new technologies into the economy, which in turn promotes growth in labour productivity. As the current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interest rate, the output growth is much faster than consumption growth and export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y. To maintain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s over a longer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exchange rates low, which results in larg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hen the export sector is losing its competitiveness edge due to increased labour costs and exports cannot dige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tput growth and consumption plus investment growth, interest rate control may lose its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The role of the exchange rate, money,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rom Kore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for Korea in five-variable vector autoregressive and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from 1973:1 to 1994:4. Results of the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s indicate economic growth Granger-causing export growth, regardless of the sample period. However, results of the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show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between export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when the multivariate generalization of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are used. In the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the real exchange rate contains most information regarding future fluctuation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export growth followed by money supply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the subsample and the full sample, with economic growth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However, wh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export growth, then the order of the magnitude in the full sample becomes the exchange rate, followed by economic growth,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money supply.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the omitted variables have masked or overstated the effect of exports on income or income on exports in prior studies.     

广州港港口货物吞吐量与区域经济灰色关联度分析

港口物流和区域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以广州港为例,把港口货物吞吐量作为衡量港口物流的主要指标,选取广州市的 GDP、一二三各产业产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6项指标代表区域经济,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广州市进行分析,得到广州市GDP、一二三各产业产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6项指标对港口物流影响的大小关系。     

我国宏观经济先行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证研究

宏观经济先行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和企业、个人投资规划制定等都具有着重要意义。论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从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及出口四个方面构建了先行指标体系,遴选出5个循环指标、23个领先指标、7个滞后指标以及3个同步指标,构建出一个关于宏观经济预测的指标体系,并且就各部分的先行指标体系对基准指标的预测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上海市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市1978～2009年的数据

本文以上海市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利用附加出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研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劳动投入、资本存量与出口序列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出口每增长10%,将拉动经济增长3.29%;根据估算,1978～2009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69.9%。     

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发展与博州地区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阿拉山口口岸是新疆最重要的口岸。本文在分析阿拉山口口岸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经济统计数据,对阿拉山口口岸和博州经济增长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阿拉山口的进出口对博州的经济有积极的拉动作用;同时,还带动了博州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内、外资在博州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