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中的某一阶段出现充足供给劳动力和高储蓄率给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人口红利之后将面临高老年人口比所导致的人口负债。本文在理论层面讨论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和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期之后必须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研究了中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潜在贡献的现实困境,给出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理性建议。     

高储蓄率背后的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是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与中国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相生的便是居高不下的储蓄率。高储蓄率也被众多学者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高储蓄率的作用在于:高储蓄率通过银行转化为高投资率,进而促进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的扩张,这种大规模投资带来了快速的资本形成,个人收入、储蓄和出口的增长,以     

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与经济增长: 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

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考察了现收现付制与生育率、储蓄率、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子女的人力资本引入父母的效用函数。理论模型表明,现收现付制会促进人口增长,降低储蓄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不确定。本文利用中国31个地区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降低了居民储蓄率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占居民收入的份额,不利于经济增长。利用制度外资金来解决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和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将有助于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从而对经济增长有利。另外,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将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人口老龄化、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基于索洛模型引入老龄人口因素推导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收集整理中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2005—2019年的数据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储蓄率跨过门槛值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得到显著减弱。     

中国已进入财富激增时期"暴富"考验中国崛起

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持续奋斗160多年，终于开始实现国家的崛起，工业化的崛起和经济总量的崛起，并向技术崛起和文化崛起扩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革命胜利建立强大国家，结束战败和内乱；出现特大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年轻、储蓄率高，长期保持40%的储蓄率，投资数量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国内外经济提供4亿廉价劳动力，现在又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在家庭、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充分、最艰苦的20年教育投资，为未来技术管理文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最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     

生产率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基于扩展的索罗模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过去20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13.5%，这一贡献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未来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得以维持。     

资本与人口流动及其外部性与地区经济差异

本文通过建立资本与人口流动模型,探讨资本与人口流动的多种外部性对地区投资成本的影响,进而考察自然禀赋、地理位置、政府政策、人口流动成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一系列因素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发现造成地区经济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人口流动成本,其他因素并不必然造成地区经济差异,地区经济差异与人口流动成本呈正比。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了吗:经济增长的视角

优化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提高城镇化质量对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如何优化人口分布格局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现有的文献存在持续争议。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讨论城市最优人口密度问题，认为各城市之间存在一种赶超现象，少数城市是吸收和转化国外技术的主要场所，是本国的增长前沿，其他城市通过接受前沿城市的溢出来实现增长，城市人口的最优密度与城市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有关，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而不同。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在一个赶超的框架下分析了人口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重点考察在靠近增长前沿和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中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运用1999—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的城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靠近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大；对于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小或效应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这种非线性效应随着与增长前沿城市的空间距离和行政边界数量增加而衰减。文章结果意味着，限制增长前沿城市的人口密度将会对它们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下一步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对这些城市做好发展规划，在增加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通过科学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从而控制这些城市的拥挤，而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进入和将人口分布在广阔的空间上。     

G-W长期增长模型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含义

G-W长期增长模型融合了新增长理论研发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的理论,尝试从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视角整合从马尔萨斯陷阱到现代增长的长期增长过程,实现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型的内生化,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解释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和驼峰型增长。对于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来说,G-W模型的政策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进步、人口转型和人力资本相互作用对于长期增长的重要影响,其中包括提升效率资源水平以促进长期增长。     

工业化发展阶段:储蓄率与经济增长

高储蓄率对于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根据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划分标准,选择了31个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国家,使用1991年—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储蓄率对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阶段的我国来说,高储蓄率对于进一步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阶段应该维持高储蓄,充分利用高储蓄的优势,将高储蓄安全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最终完成工业化。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路径能否包括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

现有文献认为,除非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新古典增长模型稳态路径上的技术进步必须是纯劳动增进型而不能包括资本增进型。然而,本文通过一个扩展的拉姆齐模型证明,当投资具有调整成本且调整成本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正相关时,即使生产函数不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路径也可以包括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根据本文研究,我们应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模型实现稳态增长的条件,以及资本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1999～2005年工业部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两部门生产模型,分析FDI和自主技术创新对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就工业部门来说,国内地区间科技创新与合作是我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FDI直接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是关键性因素。     

中国服务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后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利用C-D生产函数、回归分析、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对服务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的正向作用明显，技术进步是服务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则不然。说明了经济普查后的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对于决策者在推进服务业增长和技术进步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实际经济增长动态过程的理论分析

实际经济增长是指“差额GDP”的增长。投资变动对差额GDP的“增加”作用和边际人口对差额GDP的“减损”作用，以及两种作用相互联结的方式，是实际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差额GDP增损模型不仅解决了如何对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程度进行定量分析的难题，而且刻画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共体相生的深层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制度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增长模型中加入内生制度变量的局限性，然后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构造了一个包含外生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自该模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和制度变迁率之和。这个结论能够比较真实地解释转型期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制度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阻碍经济增长。另外本文对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比较，并按照技术进步分类方法对制度变迁分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及其作用机制:1993～2006

本文运用非参数DEA分析方法,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积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四部分,利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技术,采用绝对收敛方程考察了长三角经济增长与这四类因素的收敛效应。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所贡献的经济增长主导着长三角各县市区的实际经济增长;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这种空间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产生明显影响;物质资本积累是惟一使得长三角地区间差距缩小的因素,主导着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的方向;人力资本、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等使得长三角经济增长趋异,对长三角的经济差距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东北三省城市人口——经济增长异速关系及影响机制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关键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突破性发展,而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发挥关键作用。通过构建东北三省地区城市人口—经济增长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东北三省地区城市人口—经济增长的时空异速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其异速关系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地区城市人口与经济增长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整体上呈现东北、西南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东北三省地区城市人口—经济增长异速关系整体为经济扩张弱型,异速增长系数呈现“N”型变化趋势。（3）教育投入度、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度、服务业水平为影响其异速关系的主要因素。     

教育、闲暇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

本文把消费者时间分为工作时间、教育时间、闲暇时间，重点扩展了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和技术进步的外部性，将闲暇时间和教育时间同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分析了两种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后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时间（即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同时，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处于工业化阶段，对闲暇的偏好还很低，总体上闲暇时间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因此，合理安排闲暇活动和正规教育活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地区差异研究

为了探求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以及开放政策对不同区域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在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大陆地区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海南、重庆、西藏除外）1984-2004年的相关数据，采用Panel Data模型对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的结论认为开放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井且通过研究发现这一促进作用存在着地区差异，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促进作用更大。     

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国内众多有关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普遍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因此，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本文通过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