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称呼早该寿终正寝

<正>据报道,在第六版《辞海》中,"父母官"这个词条被正式删除,由此退出历史舞台。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官员已习惯于将自己视为庇佑百姓的使者,他们主仆倒置,舍本求末,习惯于以"父母官"自居、自称。其实,不光一些官员自己这么认为,有的老百姓有时也这么说,就连新闻媒体有时也人云亦云。当今,人民不是官的子民,而是国家的主人;官员也不是人民的"父母",而是人民的公仆,不可置于公仆外。     

官员，请当心您身边的“朋友”

官员，请当心您身边的“朋友”路文是人都会交朋友．官员们也不例外。他们不管是大官还是小官，都拥有自己的朋友群。毕竟这个世界太不好呆下去了──纵然是真正的好汉，也需要三个朋友相帮啊！只要我们稍留意一点儿，就不难发现──官员今日的那群朋友，已远非昔日限定的...     

无需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征地制度的政府、社会联动新模式构想

针对现行征地制度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而提出了对策。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宪法、法律对“公共利益”内涵的表述过于笼统,实际并不能清楚地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由此导致政府权力不受限制“,越界”侵犯了私人在“非公共利益”领域应该享有的财产自由。他们主张将政府征地目的严格限定在“公共利益”,并对此予以清晰界定;将现在的“非公共利益”征收改为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直接进行民间土地交易,防止政府滥用征地权。同时,他们进一步主张,应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对抗政府滥用征地权;开放农村集体土…     

走出“越穷越留不住人才”的怪圈

时下，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为加快发展，尽快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十分注重引进人才。他们今天赶人才市场招贤，明天到高等院校“相马”，或派官员当“说客”，劝导在外的本地人才“凤还巢”；有的甚至暗使“手脚”，“挖”走人家的人才，其求才若渴之举，可与历史上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相媲美。     

预算公开，改革新切入点

长久以来，财政预算似乎不关百姓的事，或视为“禁区”或视为官员的“专利”。预算是公共财政的基础。尽管公共财政提出20年了，写入政府报告也有10年了，但是，公共财政的实质——“民主性”却被人遗忘，而所谓的“三性”——公共性、非营利性、法制性则一再被学者们津津乐道。于是，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仍由官员说了算。难怪一位已退休的财经官员感叹说，实现公共财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要20年。     

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

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在伟大的新时期。如何保证党员和党的干部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防止他们由人民公仆变成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老爷,这是执政党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指出:“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因此,弄清“公仆”与“主人”的本质区别,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性质的大问题。     

农民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

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说过，农民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员、学者等，都在为农民说话，但这些话是否都能说得准，说到老百姓心坎上又另当别论。城市精英的代言与乡村百姓的需求往往很难对接。也难怪有人忧虑：宅基地流转会不会被地方官搞成“房子骗土地”的政绩工程？农民自愿进行的“自愿”二字会不会成为一个幌子？要解决这些后顾之忧，正是有赖于“农民代言人”的完善：一是倡导更多人为“三农”说话；二是倡导精英们踏实研究调查，能够说对话；三是政府积极拓宽利益表达渠道，让农民能说上话。     

济宁从善如流,泗水知错就改

各地有关部门: 我最近接到不少地万的来信,反映本刊通讯员在向农民朋友介绍《中国改革·农村版》的时候,遭到有些官员的反对,甚至有人态度比较恶劣。 此外,本刊记者在调查农民反映的问题、为了维护农民权益而开展舆论监督时,也遭到过粗暴围困,一些地方甚至出动警察拦截记者。 为此,我作为中国改革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首先应该按照胡总书记关于重温两个务必的指示,谦虚谨慎地向各地相关部门的官员做自我批评。各地出现的上述情况,可能是我对于本刊农村版的宗旨和任务宣传不够,有些事情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的官员们请示汇一报。因此,还望得到原谅。 其次,我也借此请各位官员自重。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各界对三农问题的热切关注,以及当前中央政策思想的清晰和明确,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在最近的讨论中曾经建议:各种条条块块的利益本位,影响了他们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心和行动。但,中央既然明确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有必要针对性地抓几个坚持不与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典型……。但愿这类典型不出在各位主管的部门或者地万 其三,作为一个在党政军机关工作多年、并且至今从事调查研究的干部,我还是比较了解各地的困难,当然也理解各位的难处。因此,     

公立学校为什么不姓“公”

在社会监督、社会评价多流于形式的情况下,作为公共利益代理人的教育行政部门,往往以个别利益压倒公共利益。他们既是办学人,又是评价人,完全自拉自唱。这就很难实现教育为公。     

心系山区 暖民心 听民声——省林业厅厅长楼国华常山蹲点调研油茶产业发展侧记

11月10-13日，省林业厅厅长楼国华到常山县芳村镇古溪村蹲点调研油茶产业的发展。村民们早早就守候在家门口迎接他们心目中能解万难、能为他们带来增收致富之道的好公仆。     

抢占身边的"国际市场"

现今,在我们业界一提及开拓“国际市场”,人们纷纷把“走出去”当成了时髦的口号,由此往往忽视了身边的“国际市场”。正当外商们不断地吞食甚至抢夺我们身边的“国际市场”且乐不可支之际,笔者斗胆大声疾呼:经营者们,尽快抢占我们身边的“国际市场”吧！     

平民教育在农村——提高农民素质综述

对国家而言，教育改变国情；对个人而言，教育改变命运。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教育都是介重要的话题。目前，中国人口中大部分还是农民，他们的素质提不高，整个民族的素质也就不能提高，这势必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本期我们将视角聚焦在“农民素质教育”上，希望通过对这些年我国农民教育的总结、相关官员的访谈和专家学者们的理性思考，向读者立体呈现我国农民素质教育工作中的得失。同时，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再次为“提高农民素质教育”鼓与呼。     

大学生来到了兰考

来自大学生们自发的支农调研热潮已经席卷全国,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温铁军博士的推动下,每年寒暑假和“五一”、“十一”长假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支农队员浩浩荡荡地奔向农村。他们在当地农村传播先进文化、扶贫支教、建立共建乡村,深受当地各个阶层的爱戴。所以当地官员说:大学生是红军。这篇文章就来自于2003年“十一”长假期间各地大学生在兰考的活动片断,作者是兰考县的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教师、北京大学博士生。     

全球公共利益和谐治理化

全球化促使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对传统的国家权力中心论、国家利益至上论提出了重大挑战。在国家利益之外，还存在关乎全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全球公共利益。众多学者对“公共利益”、“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公共物品”、“全球治理”等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然而对全球公共利益却很少进行系统化研究，更别说对如何维护和增进全球公共利益进行管理理念的创新。     

"公仆"与"情怀"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成为“公仆”,需有“公仆”的情怀,慎于做人,达于做官,敏于做事。俗话说,为官一时,做人一世。做官需有崇高的人格,远大的志向。“夫志当存高远……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庸”。志向不明,便会信心不足;志向不高,便会目光短浅;信念动摇,耽于私利,而不加“内省”,便会受绊于落后思想,失足于陈腐观念。人民“公仆”,应有鸿鹊之志,兼有海纳百     

“跑部钱进”向何方——如此“转移支付”必导向“坏的市场经济”

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人们呼吁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转移支付”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现在,一些市、县,甚至大点的企业、学校都设了“驻京办”。“批项目”、“跑项目”、“运作项目”,一年到头,北京城里不知有多少人寄生在“项目”之下。尤其人大会议期间,或者年终岁尾,那些管钱、管投资、管项目的部委门前,车水马龙,甚是热闹。据说,那些掌实权的官员实在难以应付,甚至连家也回不了。     

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正>对过去展开反思,往往源于对未来有所期许一本书的主题,是晚清的改革与转型。具体而言,是咸丰十一年（1861）到宣统三年（1911）的改革历程。之所以不从道光二十年（1840）谈起,是因为该年的英军叩关虽一向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场战争并未将清帝国从旧梦中唤醒。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沿海地区的士绅大多仅将英军视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觉得他们连倭寇还不如。“广东义民”们张贴的宣传资料痛斥英军“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     

“挖墙脚式招聘”：当心最终害人害己

出于种种原因，一些用人单位需要特定人才时，常常是采取挖他人墙角的方式进行掠夺性招聘，一些劳动者也往往基于各自目的而心甘情愿“被挖”。他们并不知道，无论是“挖人”的单位还是“被挖”的劳动者，结局往往是害人害己。     

法院是否实质审查了征地案件中的公共利益？ ——基于2056个案例的回归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法院在集体土地征收案件中审查“公共利益”要件的实然状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方法：回归建模、文献分析。研究结果：法院对公共利益要件的实质审查持克制主义态度；对公共利益要件的接纳性呈现两极化；对公共利益理由的支持力度与被告行政级别呈负相关性；法院高度认可“征补协议”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其他因素对法院裁判结果的影响轻微。研究结论：法院在土地征收案件中并未实质性审查公共利益，存在显著的形式化与程序性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诉讼机制与立法意涵的非弥合性、行政规划与公共利益的非对等性、司法审查考量因素的非法律性以及传统法院职能定位的非能动性。     

站在利润角度对客户分类

A类客户：他们是老客户、大客户。因为是老客户，他们对企业各个方面的运作非常了解，对企业在政策上面的“花招”非常精通，在他们面前，企业的一般性政策，往往失效，激励他们比较难。一般来说，对他们，销售代表把政策一放到底。甚至有人会直接和总公司申请额外政策，还有人会受到总部某人的特殊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