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利用2000-2009年中国在73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等方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和法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OFDI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东道国吸收OFDI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在发达国家成功投资的经验会通过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溢出到与其制度"相邻"的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溢出路径为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研究结果还表明,双边汇率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都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     

空间视角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分析

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已同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意义深远。以"一带一路"为背景,运用2007—2016年中国对沿线70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检验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

本文以2008年~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为样本,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相关性,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改革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负相关;(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种负相关进一步加深;(3)包含节点城市的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较为复杂,从全时期来看显著负相关,但是分阶段来看的话,“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均无显著相关性。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在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OFDI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采取替换变量和更改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本文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以东道国的老人抚养比衡量东道国工资成本,区分中国OFDI的四种动机:市场寻求、廉价劳动力寻求、自然资源寻求以及战略资源寻求。通过加入投资动机与中国老龄化的交互项的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了2007-2015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OFDI。研究发现:除了战略资源寻求动机以外,其他三种动机均会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加强,并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主要是受政治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投资动机受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大。     

孔子学院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母国文化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选择Logit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孔子学院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降低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第三,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孔子学院还通过影响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2007—2015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他变量技术禀赋、政治稳定性以及与东道国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子样本的检验中,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而且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各不相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多重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联合影响效应研究

通过选取81个中国OFDI主要国家(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多维距离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组态视角探索多维距离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均不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高偏好组态的必要性条件。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高偏好组态有4条，呈现出“殊途同归”的特点，具体归纳为距离逃逸型，异质距离偏好型与高经济距离和低文化距离引领型。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高偏好组态稳定性较强，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未发生明显变化。不同组态下各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且特定市场情境下部分距离因素之间存在潜在替代效应。     

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是各国关注的热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发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也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当年实现"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中国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受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也愈加显著,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影响OFDI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东道国制度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GMM的经验考量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不同,本文运用GMM方法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世界187个国家(地区) 2003—2015年的跨国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东道国制度因其不完善而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欧洲地区将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发挥应有效力的落脚点。鉴于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发展中经济体,并借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沿线亚洲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流通的OFDI效率提升效应

人民币跨境流通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其流通水平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流通能够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中国OFDI效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一带”沿线国家、高制度质量国家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中国OFDI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中国OFDI效率影响的汇率传导机制成立，表现为负向弱化作用。中国应当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动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制度合作，提升投资效率。     

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OFDI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2003~2018年我国对4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OFDI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2010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OFDI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     

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因素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OBOR)国家的投资(OFDI),本文利用中国对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2006—2014年的投资数据进行二阶最小二乘回归,得出结论:中国倾向于向经济发展水平高、腐败控制程度低、资源损耗低、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进行投资,这些东道国因素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本文建议中国加快基础建设援助,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营造良好环境,合理利用投资获取OBOR国家资源禀赋,同时重视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21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制度质量在当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指标中金融发展规模、深度和稳定性对中国OFDI促进作用同样显著；金融发展与制度质量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其在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创新在于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包含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同时，不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以RCEP成员国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因此文章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高效、高质量地在东道国展开投资，合理利用当地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投资风险提供了实证经验，有助于深化我国与RCEP国家投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