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内债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5月13日发行的3000万元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与1928年1月11日发行的4000万元的“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分别对“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的稳固与蒋介石下野后的复出起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1927—1931年的短短5年间,国民政府发行的内债较之北洋政府16年的总额还多1倍左右。可以说,十年内战时期,公债政策是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基础。及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的内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迄今为止,经济史学界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内债尚无     

“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

一、关于“江浙财团”、“江浙财阀”和“江浙金融财团”“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是中国金融资产阶级最为成熟的典型形态，也是其最有经济实力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能正确了解和认识江渐金融资产阶级乃至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资产阶级。对江浙金融资产阶级传统的看法是“1927年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以后并依靠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来获取暴利”《辞海）语），其实，事情远非这样简单，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活动也决不止此。它曾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广泛参预了中国近代社会，…     

粮民索债问题研究：四川省1944年到期粮食库券本息偿还的考察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物内债的发行,使粮民成为中央公开发行内债的最大承购者,而四川省是历年承购实物内债最多的省份,因此,实物内债的偿还涉及众多粮民的利益。为解决省县财政问题,四川省县政府利用政治权力操纵四川省参议会,违法挪用了1944年到期粮食库券本息款,损害了粮民的债权,引发了较大规模的索债风波,但粮民债权最终未能切实维护。1944年四川省到期本息谷款的挪用,是国民政府和四川省县政府集体违约、损害信用的表现,最终导致部分索债团成员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张学良在溪口——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送蒋介石回南京。中途在洛阳宿了一夜,次日抵达目的地后即被软禁于北极阁宋子文公馆。12月31日,蒋介石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判后移送到太平门外孔祥熙的陵园公馆软禁。当天下午,蒋又以“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为由,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张学良所处10年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1月13日,张学良被送到了第一个幽禁地——浙江奉化溪口。     

唐继尧时期云南省政府内债考

唐继尧主滇时期，云南省先后发行随粮公债、护国公债、靖国公债等1700万元内债，但民众无力认购，募款寥寥。省政府遂通过省属富滇银行增发纸币提借近9000万元，并筹借随征整理金融借款，从而形成十倍于岁入的巨额债务。在公开发行的内债上，呈现出发行额大实募额小、特定发借对象且募借主体单一等特征。在非公开发行的内债上，以直属的富滇银行为工具，超发纸币并直接提借，呈现出“按需印钞，因需提借”特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金融紊乱，民生困苦。这一时期，云南省内债规模愈趋增大，结构愈发繁杂，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省财政从困难、恶化到濒临崩溃的嬗递过程。     

《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与《抗战外援》简介

正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要坚持抗战,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军力。在当时,中国经济刚刚走出军阀混战乱局步入稳步发展之路,民族工商业及金融银行业在外资的影响下开始有了现代化的迹象。但国力并不足以支持同强大的日本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正面战争,突出表现为政府及国民均没有足够的积累,尤其是在财力上,毕竟,战争打的就是钱。国民政府因此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筹集抗战资金,国内向居民借钱、国外向外国政府寻求支援,也是借钱。     

《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与《抗战外援》简介北大核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要坚持抗战,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军力。在当时,中国经济刚刚走出军阀混战乱局步入稳步发展之路,民族工商业及金融银行业在外资的影响下开始有了现代化的迹象。但国力并不足以支持同强大的日本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正面战争,突出表现为政府及国民均没有足够的积累,尤其是在财力上,毕竟,战争打的就是钱。国民政府因此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筹集抗战资金,国内向居民借钱、国外向外国政府寻求支援,也是借钱。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币制的统一——以整理地钞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末民初之后,四川货币制度日趋混乱,经济民生深受其害。为统一币制,刘湘曾于1934年初设立四川地方银行,发行地钞。但不到一年,地钞就因滥发而濒临崩溃。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对四川的初步控制后,即对四川币制进行了整理和改革。通过收销以地钞为主的杂劣货币,结束了四川币制的长期紊乱局面,实现了币制统一。整理地钞,不仅是国民政府对四川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战前国民政府整理地方币制的一次颇为成功的案例,它为四川金融稳定、经济复苏,并成为抗战大后方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现了互利共赢的结果,为其他各省整理币制树立了典范。     

姚官屯浴血抗战

1937年7月7日，对中国领土和资源觊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从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最高军政当局——国民政府已经预感到中、日之战恐不可避免，开始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密调部队往保定、石家庄、大同、怀来等地布防，以使河北、察哈尔、绥远与中原地区形成首尾呼应的防御体系。但国民政府仍未就对日和战真正下定决心，军事准备并不充分。一些地方派系将领也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对与日媾和抱有幻想。10日，蒋介石密电驻守北平（今北京）的29军总指挥宋哲元，要他“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但宋哲元仍把希望寄托在与日军和谈以控制事态恶化上，根本没有理会蒋的命令。     

论日本公共财政的变动及其成因:2001～2013年

21世纪以来,日本财政处于赤字状态,债务不断膨胀,出现"赤字下滑、债务趋稳"和"赤字攀升、债务剧增"的两个发展阶段。"强财政、弱货币"组合使宏观经济调控更依赖于财政手段,政府面对周期波动时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内债、本币债、长期债占比较高舒缓了日本公共财政面临的压力;政府在短视利益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赤字财政动机。在可预见的未来,政策组合、经济周期、债务结构和政局更迭等因素难以改变,日本赤字和债务趋于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