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休耕意愿及补贴标准研究——基于甘肃省会宁县农户的调查

休耕制度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实施"囤粮"战略、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研究休耕补偿标准对完善休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甘肃省会宁县2019年273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项式logistic模型研究农民休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利用条件价值评估调查法获取农户参与休耕轮作的补偿意愿,并且考虑零响应样本,对参数估计的测算结果进行矫正分析。结果表明:(1)休耕补贴标准测算结果显示,矫正后的补贴标准略低于现行的500元/亩补贴标准;(2)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不足以解释其休耕意愿。农户的生产特征及其对农业补偿政策的理解是影响农户休耕意愿的关键因素;(3)农户普遍意愿补贴价格较低,主体意识普遍较薄弱。因此,应加强休耕政策的宣传,适当提高休耕补偿标准,充分考虑农民的异质性,尊重农民的参与意愿。     

地下水漏斗区城郊区农户休耕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沧州市258户农户为例

文章选取河北省沧州市城郊区258户农户开展调查,运用问卷调查法与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休耕的意愿及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政策启示。研究表明:沧州市城郊区农户兼业程度高,休耕意愿较强烈,但对现有休耕补助标准满意度较低。不同类型农户对耕地休耕意愿和期待补偿方式有所差异,近郊蔬菜种植农户休耕意愿最低,远郊粮食种植农户休耕意愿一般,近郊集体企业农户休耕意愿强烈。休耕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年龄、耕地面积等共同因素,以及不同农户类型的差异性因素。     

三江平原井灌稻区农户休耕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分类有序Log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

目的 分析三江平原井灌稻区农户休耕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文章基于332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有序Log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休耕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1）中青年农户比老年农户休耕意愿更强;家庭劳动力人数与休耕意愿呈反向变化,家庭年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家中是否有村干部与休耕意愿有显著正向关系;耕地受灾情况、是否曾参与过休耕、对休耕补贴金额和休耕年限的满意程度与休耕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家庭劳动力及个人精力不足、休耕养地作用认知、非农就业机会少是农户参与休耕的重要原因。（2）农户休耕意愿主要受到对休耕效益的认知以及外界压力的正向影响,且在休耕认知感知和休耕行为响应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农户对政策的理解对休耕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户对休耕效益的认知、外界影响力和对休耕办理流程的感知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结论 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耕地特征、政策因素对农户休耕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农户休耕行为遵循“认知判断－意向选择－行为响应”路径。     

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利用湖南茶陵县247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中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为完善休耕制度和提升制度绩效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基于顾客满意度指数(CSI)模型理论,构建耕地休耕农户满意度指数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1)超过75%农户对参与休耕总体评价为满意,但农户对政府形象和政策功能的认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2)农户参与休耕满意度主要受到政府形象、农户期望、政策认知和感知价值的影响,除农户期望对农户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外,其余潜变量均对农户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期望与感知价值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具体分析表明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及农户对休耕后耕地直接经济价值和非市场价值提升的感知是影响农户休耕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研究结论:政府需要完善休耕实施过程,树立良好政府形象;加大休耕宣传力度,提升农户政策认知;建立长期休耕试点规划,稳定农户休耕预期;确保农户收入不降低,权益不受损。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中国耕地轮作休耕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中国耕地轮作休耕政策工具选择状况,为政策完善与优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专家评估法。研究结果:(1)政策工具选择及其组合状况是分析耕地轮作休耕政策的有效手段;(2)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相对弱势、需求型政策工具严重缺位是目前中国耕地轮作休耕政策的总体特征;(3)现行政策安排对耕地轮作休耕的各个阶段都进行干预,为耕地轮作休耕提供多方面的规制与激励。研究结论:在进行耕地轮作休耕后续政策完善与设计时,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的应用结构,充分发挥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与功能。     

欧美及东亚地区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实践：对比与启示

研究目的:归纳和分析欧美规模农业经济体和东亚小规模农业经济体轮作休耕的制度实践,为中国大陆地区建立和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和分析比较法。研究结果:欧美国家和东亚地区均基于私有产权的体系框架,但实行轮作休耕的背景条件有所差异,制度目标也各有所侧重;轮作休耕政策较有弹性,其组织实施及管理与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欧美国家主要依据土地生产率、租金、农业补贴等市场要素制定补偿标准,东亚地区则主要依据耕地等级和后继具体用途等资源要素制定补偿标准;欧美国家多有后期监管,东亚地区相对缺乏。研究结论:(1)中国大陆地区应基于粮食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合理确定轮作休耕的规模与布局;(2)结合区域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特点,设计差异化的区域休耕模式;(3)轮作休耕制度应与农地基本制度和改革要求相适应,充分尊重农户的主体地位;(4)立足平衡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导致的收益损失等建立和完善补偿标准;(5)建立健全轮作休耕监管监测评价体系,保障轮作休耕制度有效实施。     

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以陕西省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价值感知—参与意愿—参与程度的逻辑,分析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以期为耕地质量保护相关政策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利用陕西省637户农户调查数据和双栏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愿意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56.4%,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支付意愿水平为1 157.4元/hm~(2 )·a;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和情感价值感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的一般经济价值感知、一般生态价值感知和特殊情感价值感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参与程度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的特殊社会价值感知能够显著促进其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同时,受访者的年龄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有较强的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耕地经营意愿越强的农户,其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概率越大;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地块数量越少的农户,其耕地质量保护参与程度越高。研究结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应在参与意愿与参与程度两个阶段进行识别,在帮助农户树立耕地感知体系的基础上,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应以提高耕地经济收益水平为前提,加强对农户关于耕地质量保护与生态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同时对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农户要给予积极的情感反馈。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T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QR）。研究结果：（1）69.46%的受访农户对现行生态公益林标准并不满意,农户期望的补偿标准为38.54～48.29元/（亩·年）,约为现行标准的3.85～4.83倍;（2）农户的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主观认知、政策参与均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比重、政策满意度、是否享有政策对受偿意愿的作用明显;（3）若在提升补偿标准的同时制定差异化补偿,相较于新参与政策的农户,应优先提高对原先已参与政策农户的补偿,且林地比重应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研究结论：应参考农户受偿意愿,适当提升公益林补偿标准;可结合农户异质性,探索差异化补偿;加强宣传,提升农户森林保护意识和政策满意度;同时,通过公共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     

资源异质性农户的退耕还林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云南省2个县退耕还林的调研数据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有效手段,农户作为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评估其受偿意愿对制定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实现生态保护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云南省2个县23个村组204份退耕还林调研数据,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分析农户在不同分位点受偿意愿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农户退耕受偿意愿为2353.4元/亩,补偿期限5年,约为现退耕还林补偿标准的1.5倍。农户的资源稟赋特征及主观认知是影响受偿意愿最主要因素,且在不同分位数上影响系数存在差异性。在补偿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年龄大的农户更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政策补偿和技术培训。因此,在加强生态环境重要性以及政策宣传的同时,适当提高退耕还林补偿标准,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根据农户资源稟赋的不同,实现补偿标准的差别化。     

农户兼业与“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研究*——以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为例

[目的]以农户兼业为视角,探讨不同兼业类型的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利用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以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为例,比较了不同兼业类型的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意愿差异,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关键因素。[结果](1)多数农户对"两型农业"技术有采用意愿,其中采用意愿最高的为二兼农户,其次为一兼农户,纯农户采用意愿最低;(2)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采用意愿的共同因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感知有用性方面对各类型兼业农户均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方面对各类型兼业农户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因素有明显差异,劳动力占比、种植面积、农药使用频率、较容易获得农业技术信息均对纯农户采用意愿有负向影响;性别和农药使用频率分别对一兼农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文化程度、种植面积、家庭年纯收入和农药使用费用均对二兼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可通过加大"两型农业"宣传推广力度、增强政策支持和技术推广补贴力度、适度发展规模化经营等方式以提高农户对"两型农业"的认知和采用意愿,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不同生计条件下的休耕农户差别化补偿需求研究*——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目的]文章依据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和平乡县调研数据,分析不同生计资本对休耕农户受偿方式选择的影响,探讨影响休耕区域农户选择不同补偿方式的生计条件及其影响程度。[方法]问卷调查法,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农户对休耕补偿方式有多样化的诉求,货币补偿是休耕农户首选的补偿方式,占样本农户的69. 35%,但选择其他补偿方式的农户也占接近3%;农户受偿方式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1)货币补偿方式的影响因素最多,均为正向影响,实物补偿方式的影响因素最为复杂,存在两方面的影响因素,综合补偿方式的影响因素最少,仅有3项;(2)金融资本对农户受偿方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力资本,而社会资本对农户受偿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明显。[结论](1)丰富休耕补偿方式,通过多样化的休耕补偿方式选择,提高农户休耕积极性;(2)改善休耕农户生计状况,重点加强农户较薄弱部分生计状况,提升农户对休耕政策的认可程度。     

市场发育会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吗

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被认为是阻碍农地租赁交易顺利达成的重要原因。为揭示市场失灵抑制农地流转的内在机理,本文通过构建农地供需模型反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的影响,并利用中国5省14个样本村563户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存在内在关联。在农地市场失灵状态下,高昂的农地交易成本、低水平的农地市场流转价格以及农户对农地的依赖均是导致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能够有效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提高农地市场化流转带来的收益,降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从而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价格差异,最终推动农地流转。异质性分析发现,现阶段在农户群体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满足口粮型”农户比“追求收入型”农户更容易受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将会显著缩小“满足口粮型”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     

基于三维分形的山东省农户分化及耕地利用异质性分析

研究目的:揭示农户分化的内在机制及其耕地利用异质性,正确引导农户耕地经营行为和可持续利用。研究方法:基于分形理论建立"职业—收入—耕地规模"三维农户分类体系,开展山东省农户耕地利用调研及实证分析。研究结果:(1)农户间耕地利用行为具有差异性,耕地面积较大的兼业户表现出"高投入—低收益"特征,且农户类型存在动态变化的可能性;(2)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呈现以"高度兼业户"为主要农户类型的"单核心"分化趋势;(3)农户分化过程除大规模纯农户和高度兼业户的"终点"外,还存在对农业依赖较大的兼业户和耕地面积较大兼业户等"中间态"。研究结论:农户分化过程有律可循,应针对性地制定耕地利用政策加以引导。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农户受偿意愿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南水源区为例

研究目的:尝试构建生态服务提供方直接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为生态补偿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研究方法:运用支付卡式(PC)条件价值法(CVM),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南水源区的农户问卷调查微观数据为基础,考察水源区农户的基本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并采取右端截取模型分析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边际效应。研究结果:在416个有效样本中,406个受访者愿意参与南水北调流域生态补偿,受偿意愿主要集中在700—1000元/年,合计占比49.04%,WTA中位数为900元/年。农户家庭经济社会特征方面的异质性、迁移倾向和决策背景是影响受偿意愿的重要因素,其中,计划迁出农村的农户受偿意愿比不愿意迁出的农户高51.73%,退耕户的受偿意愿比非退耕户低43.14%。研究结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农户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意识和较高的受偿意愿,建议在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工程和完善农民迁移制度的基础上,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和自治管理的角度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测算——基于湖北省武汉、随州与黄冈三市的调查

本文以CVM为基础,从"保护者得到补偿"、"社会受益、政府补偿"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模拟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市场,考察了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受偿意愿及意愿受偿水平。研究表明,82.1%的农民愿意接受一定金额的补偿作为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激励。在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利用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为544.32元/年·户;在不考虑农民禀赋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利用非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意愿受偿水平下限为415.16元/年·户,上限为505.68元/年·户。运用Heckman Selection Model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有主要收入来源、家庭总收入、废弃物工作处理满意程度;影响农民意愿受偿水平的关键因素则包括性别、年龄、家庭总收入、耕地面积、农村环境评价、环保政策作用感知。     

快速城镇化地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研究目的:针对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分化现象,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研究方法:运用价值形态测度方法核算各生计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以两水平方差成分模型确定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差异性,大小顺序依次为专业农业型、传统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劳动集约度与资本集约度排序与之基本一致;(2)同一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相似性,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总变异中有24.32%是由农户生计策略类型不同而引起的,水平一中农业收入比重、农业补贴、耕地面积、地块平均离家距离、农户离集镇距离与水平二中是否兼业等是影响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显著因素;(3)模型拟合效果评价表明该方法具有可行性。研究结论:耕地利用集约度不仅与农户自身禀赋有关,而且受生计类型影响,政府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引导农户对这两方面进行调整或完善。     

基于CVM的征地补偿价格测算——以湖北省荆门市为例

采用意愿调查法等方法,通过调查农户受偿意愿和市民支付意愿,测算出荆门市基于农户最低受偿意愿的征地补偿价格为85.77万元/公顷,基于市民最高支付意愿的征地补偿价格为147.03万元/公顷.并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农户受偿意愿和市民支付意愿决策的显著因子;为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提供依据.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耕地社会保障价值研究——以安徽省怀宁县为例

当下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经济社会面貌迅速变化,城乡一体化引领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为阐明当前农村地区耕地社会保障现状和发展趋势,本文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在安徽省怀宁县进行了耕地社会保障价值研究。在条件价值评估法下,利用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受访者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受访者年龄、家庭年收入与受偿意愿呈负相关;家庭收入来源、农地流转期限、新农保养老金发放级别与受偿意愿呈正相关;同时测算出怀宁县耕地资源社会保障总价值为9.91亿元,占当地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68%,单位面积耕地社会保障价值为1 141.67元/667m~2,占当地征地统一年产值的71.95%。通过与他人相关研究对比分析,结论认为目前耕地在中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仍承担着基础性作用,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耕地社会保障地位正在弱化,农村社会保障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     

农户参与耕地休耕行为研究进展与展望

农户是耕地休耕的直接主体,农户参与休耕行为研究也是耕地保护研究领域热点之一。文章从农户参与耕地休耕行为过程、行为影响因素体系和行为分析框架三方面综合评述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1)农户参与休耕行为的逻辑主要遵循“认知判断—意向选择—行为响应”的路径范式。国内集中于农户意愿研究,国外研究相对全面,但国内外均缺乏动态视角下的农户行为过程深度探析。(2)国内研究主要针对普通农户展开,对规模经营农户和其他行为主体缺乏关注。(3)国内研究主要围绕农户特征和耕地特征分析农户行为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对农户行为的影响路径不清晰;国外对社会生态系统背景、休耕政策规则等变量考察更具体。(4)农户休耕行为相关的研究与现有理论缺少对话,理论成果薄弱。基于此,文章初步构建了农户休耕行为分析框架,并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加强基于动态视角的农户休耕行为过程研究、规模经营农户休耕行为及不同主体互动研究、农户参与休耕行为的不同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农户参与休耕行为的综合交叉研究等建议。     

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 及其影响因素 ——以农户受偿意愿为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多项Logit模型。研究结果：（1）样本区域农户具有较高的受偿意愿,96.67%的农户愿意接受人为活动限制补偿,75.78%的农户倾向于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2）寻乌县、安远县、郧阳区和房县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分别为2 988.02~3 164.53元/（户·年）、2 473.25~2 560.41元/（户·年）、1 884.07~1 917.27元/（户·年）和1 391.41~1 426.34元/（户·年）;（3）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收入较低、家庭支出较低、劳动力数量较少、林地面积较大、政策熟知程度较低、政策作用感知较强、政策支持程度较低、政策公平感知较差以及所在地区为寻乌县和安远县的农户选择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的概率更大。研究结论：加快建立基于农户参与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制定按受影响程度计算的补偿标准以及充分重视补偿标准的差别化,是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政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