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吗——基于GMM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收集了2004年-2013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并运用差分GMM回归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做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规模大小、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反比;人均GDP增长率、银行业竞争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正比。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与银行超效率——-基于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中国１１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利用ＳＢＭ超效率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ＧＭＭ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下中国商业银行超效率的影响问题。结果表明：样本银行的超效率水平逐年提高且差异不大,超效率水平呈现倒“Ｕ”型变化趋势;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下商业银行的超效率均呈现负向关系且影响显著;风险承担因素对银行超效率的测量十分重要,并且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下的银行超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从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时,应在宏观层面审慎监管风险承担下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考量：银行信贷渠道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近年来,中国银行规模增长迅速,很多学者把研究重点转向信贷市场,认为它在货币政策影响实际经济的传导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银行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国银行信贷渠道的有效性,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分析,结论认为中国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是有效的,目前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仍十分重要。同时应当加强利率市场化进程并强化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约束作用,逐步减少对使用法定准备金率这一政策工具的依赖。     

绿色金融之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是“双刃剑”吗——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基于中国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2005~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增加其破产概率，但是，基于动态性检验可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滞后的正效应；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政治级别越高的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大；相对于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农村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差异。     

绿色金融之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是“双刃剑”吗——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基于中国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2005~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增加其破产概率，但是，基于动态性检验可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滞后的正效应；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政治级别越高的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大；相对于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农村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差异。     

数字金融能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吗——来自102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呈现出长足发展态势,作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部门,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时代背景下将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我国102家商业银行的样本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GMM动态面板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会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收敛作用,货币政策会削弱其收敛作用,资本充足率会增强其收敛作用,数字金融会通过提高非利息收入和科技投入的传导机制,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监管策略、货币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宏观审慎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研究

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系统GMM模型,对我国已上市的26家商业银行2004—2016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两者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受制于经济发展、行业结构以及银行个体特征,如资产收益水平、流动性比率、投入产出效率等,尤其是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资本充足率不同的商业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应健全资本充足评估及风险预警机制,适时调整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建立更加严格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有效促进货币政策传导,增进货币政策效果。     

论银行再造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银行再造是对商业银行全面的组织变革和改造.作为货币政策运作重要微观经济基础的银行,其再造必然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变货币价值形态和流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诱发金融创新,影响货币政策工具、目标和操作;银行再造风险加剧金融脆弱性,削弱货币政策有效调控的"生态"基础.为使银行再造更积极地发挥其对货币政策的正面作用,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必须全面协调金融领域改革、发展和监管的关系.     

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双刃剑”影响——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调节作用

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速实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基于金融科技的“赋能”效应和“挤出”效应,考察了宏观审慎监管下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整体上能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但贷款结构调整、银行竞争程度分别在金融科技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竞争性的间接作用,此外,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科技“赋能”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金融科技“挤出”效应有反向调节作用。研究从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视角出发,为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和监管部门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探讨和经验证据。     

银行资本、盈利能力与风险承担

基于2010-2018年103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年度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包括资本监管压力、产权比率和资本密集度等在内的银行资本变化引致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效应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银行资本结构改善可明显增强其风险承担能力.具体而言,资本监管压力与银行风险呈显著"U"型关系,资产收益率是其影响渠道;产权比率则与银行风险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产收益率发挥的中介效应大小占比为14.97％,资本密集度与银行风险负相关,资产收益率为其影响银行风险的中介渠道,中介效应大小为17.99％.基于此,监管当局需要科学把握监管力度;而银行应在满足监管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发展状况,选择最佳融资方式,加快资本投入建设,提高自身盈利水平,最终降低风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