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运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影响,且该激励效应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路径间接实现该地区经济的增长;该路径隐含着更为细致的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因果链条传导路径,即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研发投入的增加,研发投入的增加是创新产出水平提升的重要诱因,创新产出的增加与应用实现了区域整体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作为重要驱动力显著激励了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检验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SBM-NDDF-GML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介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增长,并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另外,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的测度及数字金融驱动效应研究

新发展阶段中国绿色发展亟须全面构筑数字金融发展新优势。引入绿色福利指标,构建了以绿色财富、绿色增长、绿色治理和绿色福利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攀升态势,但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绿色发展水平上呈现倒“U”型特征。分区域回归表明,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分维度回归,相较于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从作用机理看,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治理和绿色增长来促进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高碳排放企业ESG表现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高碳排放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造高碳排放企业特色数字化转型词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ESG表现,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以及更换核心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化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

文章首先基于能源利用效率、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从理论上阐释了数字化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其次采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冲击,为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新的证据。研究发现：一是数字化发展显著赋能了制造业绿色转型,这种赋能效应不仅体现在生产率方面,而且体现在产业结构方面;二是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南方地区已经显现,而在北方地区暂未显现;三是数字化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四是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长期中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增”的特征。研究结论有利于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区域人才聚集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基于行业异质的分析

我国高技术产业各细分行业发展存在非均衡性，从行业异质性视角研究区域人才聚集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治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基于2009—2016年我国省级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模型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实证研究，从创新成果产出和产品产出两个角度分析区域人才聚集水平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技术获取改造经费支出以及总资产的条件下，总体上区域人才聚集水平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其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其中对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医药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创新产品产出均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而对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创新成果产出存在显著抑制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R&D投入与财务绩效——基于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当前市场竞争环境中,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已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企业选择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否能够有效促进财务绩效的提高和企业价值的实现?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5年六年数据共3181个研究样本,研究不同作用机制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R&D投入与财务绩效的三者的复杂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2）不同的作用机制不会改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财务绩效的正相关关系;（3）技术创新投入增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但是这一结果主要是基于研发投入与战略性社会责任的履行保持一致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刺激效果,而研发投入对利他性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调节作用表现并不显著。     

R&D资源配置扭曲对省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引入超越对数形式生产函数,利用中国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9—2020年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论证了R&D资源配置扭曲对省域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并剖析了研发模式与企业家精神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R&D资源配置扭曲对省域创新绩效并非只有负面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影响机制不同;R&D人员配置扭曲、R&D资本配置扭曲对省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曲线分别是倒U形曲线和正U形曲线,且现阶段两者对省域创新绩效的作用都是正向影响;研发模式与企业家精神在R&D资源配置扭曲与省域创新绩效关系间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自主研发、外部技术获取与创新价值链攀升

基于知识创新、科研创新和产品创新三阶段的创新价值链理论,构建自主研发、外部技术获取与创新价值链动态升级的逻辑和机制,采用我国2009~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三阶段创新价值链之间互动关系以及自主研发与外部技术获取对创新价值链的不同影响进行研究。在区分不同区域创新过程中的协同性和挤占性基础上,利用全国样本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分区域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发经费支出、研发人员投入等自主研发要素和国际科技交流、中间品进口、对外直接投资等外部技术获取均对创新价值链的提升有显著影响。在不同区域创新价值链方面,东部地区创新要素之间的协同性高于中西部地区。     

要素禀赋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统计分析——基于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

将环境作为一种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以各省市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地区要素禀赋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劳动力、实物资本及环境投入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由于尚未满足经济市场的需求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实物资本投入,带动产业升级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有效手段;经济发展中位地区,劳动和实物资本投入均能明显拉动经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实物资本投入作用减弱,市场对于创新技术和人才的需求是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     

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垄断性利用及其启示——兼论"技术创新竞争力"新内涵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全球技术竞争的主角和技术与创新全球化的最重要驱动力量.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垄断性利用造成的影响使我们认识到必须重新审视技术创新竞争力的内涵.技术研发竞争力、技术垄断竞争力和技术利用竞争力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合力构成了技术创新竞争力的新内涵.它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及其技术创新竞争力的提升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黑箱:研究与试验性发展过程

针对技术创新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指出了研究与试验性发展过程是一个“黑箱”;依据研发流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分析了研究与试验性发展过程与多个子环节并行协同关系;通过按研究与试验性发展过程阶段不确定性影响因素进行了“黑箱”解剖分析。     

面向循环经济的企业绿色投资决策：现状、困境与出路

绿色投资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企业作为绿色投资最重要的主体,其微观的绿色投资决策必须与宏观的循环经济模式相结合。尽管国内外关于绿色投资决策理论和实务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企业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现实决策行为和决策结果往往背离绿色投资的＂双赢＂原则;二是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决策支持信息严重滞后。在循环经济下,企业应建立符合循环经济特点的多目标环境投资决策模型和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信息系统,才能推动绿色投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