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一个带调节效应的环境学习曲线模型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贸易自由化影响了研发创新效率吗?

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两阶段视角,利用2004-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在考虑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情况下,从关税减让的角度实证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研发创新效率整体上处于增长态势,但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和行业异质性;(2)“入世”后,我国实施的关税减让政策是富有成效的,即关税减让显著促进了研发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其对技术开发效率的促进作用远小于对技术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3)关税减让对促进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提升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制,关税减让水平只有小于一定的门槛值时,才会促进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提高;(4)在技术密度、环境污染程度、R&D强度、垄断程度和行业规模等不同要素约束下,关税减让对中国工业两阶段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影响.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基于门槛模型的分析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规制研发与绿色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现有研究不足入手,以环境规制为外生变量,构建了包含生产部门和研发部分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利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使用绿色创新技术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明显低于非绿色创新技术时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时,生产部门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此时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获得帕累托最优;中国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正向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基于行业异质性角度

选取我国2006—2015年2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清洁行业中,FDI前向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在污染密集行业中,FDI后向和水平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论是清洁行业还是污染密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均会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提高环境规制会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清洁行业和污染密集行业中存在差异性。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②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首先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会分别增加0.17%和0.07%.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从改变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两种途径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创新溢出如何影响我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DEA-ESDA方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DDF模型和GML指数,测算了内地30个省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借助引力模型,对区域创新溢出进行了量化和空间网络结构分析,进一步搭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新溢出对我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创新溢出能够有效促进GTFP增长,技术进步为主要影响路径;技术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助于GTFP增长;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仅对本区域GTFP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显著制约了GTFP发展;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效率改善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可再生能源政策促进了工业低碳转型吗?

本文利用2005-2022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以减污降碳为目标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运用Super-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低碳转型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经济增长模型考察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政策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特征,其能够促进工业低碳转型,但也可能带来技术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政策对环保意识较强、环境规制较弱和污染程度较低的地区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分地区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政策更能促进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工业低碳转型,且在东北地区主要体现为技术效率,而东中西部地区体现为技术进步。本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实施的现实状况,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低碳转型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中国环境规制对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从行业角度的研究较少。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实证研究不同污染密集型行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行业差异,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对中度及轻度污染行业技术创新影响作用不显著,要充分保障环境规制给创新产业带来的应有收益,政府应引导创新动力不足行业的技术创新,同时,被规制行业应主动实行环境战略,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环境规制,这一结论为行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②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

基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视角,以我国30个省区2003-2011年的数据资料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论环境规制变量是否受到内生性影响,其对技术开发、技术转化、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都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对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进一步将30个省区划分为东、中、西部时,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策建议是进一步促进环境规制对“创新补偿”诱导作用的发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生产率的“双赢”。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处理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企业创新与环境规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基于2001-2009年30个省市的数据,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以及政府促进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研究——基于1999—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废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提取出污染物公因子作为坏产出指标,并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各地区1999—2008年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整体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各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差异较大;人均GDP、利用外资水平、资本深化、工业发展水平以及环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效率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