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完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

实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坚持和完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可以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农民的经济、政治发展权益,可以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问题与对策——以现代产权理论为视角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及合理界定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当前中国农村产权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农村广泛而持久的土地之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着眼点应当是在不断扩大、强化和稳定农民的土地产权,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完善现有的土地制度,逐渐改变"两权分离"的制度模式,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法律探讨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都很突出,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家居养老和家居护理养老方式,以土地换保障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农民社会保障模式,还必须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坚持与当地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相一致的原则.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受损与保障策略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土地流转的速度与规模也呈现出日益加快和扩大的趋势.在土地流转中,由于农民缺乏相应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土地流转制度化水平低下以及土地流转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农民的土地收益权、知情权、社会保障权等权益遭受了直接、间接或隐性的损失.农民权益受损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着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如何在土地流转中维护农民权益,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原则与方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农民不再完全依附于土地经营。农民享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快了土地流转速度。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何规范土地流转,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的分析,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原则,概括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有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规范和完善。     

我国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模式探讨

我国"外劳模式"的农民城市化,是一种"浅度城市化",产生了大量"准城市人口",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土地换身份模式"是各地政府为解决"浅度城市化"、"准城市人口"相关问题,实现"农民市民化"进行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但其面临交易风险、就业及社会保险风险等不确定因素,且受到"局部性"的限制."权利与义务对等模式",基于"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的原则,使农民工作为纳税人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更加符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的"农民市民化"模式.为推动这一模式的实施,应积极推行城市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基本层面建立覆盖全体非农业劳动者,进而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改革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收益分配制度,让失地农民获得更加公平和充分的土地补偿.     

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完善与农民权益保护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的合理配置和流转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存在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位、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农民土地产权权益被侵犯等新的制度问题,需要采取明确土地产权主体、稳定集体土地承包权并辅以定期微调、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等措施,加强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土地信用社成为创新农村土地流转的“助推器”——宁夏平罗县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调查分析

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传统自发的土地流转方式已难以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如何创新土地流转机制,规范土地流转,已成为"三农"工作中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2006年以来,宁夏平罗县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连片流转,有效地促进了辖区农村土地的合法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     

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补给效应

分税制改革以来,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增强财力的重要来源,与土地财政相伴的是地方政府大规模的征地拆迁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地方政府应将一部分土地出让收益用于补助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事业。那么,预算外土地出让收益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事业的补偿是否带动预算内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呢?文章在模型估计及数据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发现,虽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存在补给效应,即土地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刺激作用;但由于受地方政府自利性与公共性的影响,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补给效应仍存在诸多问题,未来我国对"土地换保障"的硬性规定势必要进一步明确。     

土地改革——农民小康梦实现的使者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先后颁布了三次土地改革措施。第一次改革即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及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改革,使全国农民梦圆"耕者有其田"。第二次改革即1979年-200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公有,由农户家庭经营的土地改革。这次改革既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又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第三次改革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这次土地制度改革,是还富于民、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城乡一体化的体现,是农民奔向小康生活的又一接力棒。这三次土地改革,诠释了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     

集体产权下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知程度和意愿分析

在最近20多年的时间里,由＂三农问题＂引发的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研究和关注,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成为学界和一般民众抨击的焦点。因此,以彻底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为目标的改革,不能不从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革开始。虽然学界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缺陷及变革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但对于应如何改革却存在多种不同观点。从现实出发,以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知和意愿为依据,并运用马克思关于所有权＂两权分离＂的理论,提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改革方向应是土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种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     

从土地整理转型到社会转型——农村土地整理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土地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土地整理转型是中国社会治理机制转型的缩影。1949~1966年,高度行政集权下,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权力的延伸。1978~1998年在行政放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和农民成为有独立经济目标的个体。1999至今,在新《土地管理法》约束和中央政府主导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方的互动增多。土地整理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关系的转型基本反映了中国治理机制的转型过程,而中国治理机制转型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转换、经济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这恰恰是社会转型的关键因子。因此,土地整理成为社会转型的风向标。但目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顺畅化。     

农村土地流转中社保功能体现与补偿标准计算研究

土地保障是农村传统的保障方式。目前我国农村还不具备建立全面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农民社会保障还不能完全脱离土地保障,土地保障仍然是中国转型时期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因此,需要针对失地农民、农民工和农村务农人口三大群体,将土地流转与土地保障功能延续联合构架,通过土地流转获利补偿类型的划分与范围计算的重新设计,实现农村土地保障功能在土地流转过程的延续。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土地集中经营的有效方式探讨

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经营规模仍然较小,其难点是土地集中困难.文章从土地转出方、土地转入方及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分析土地集中困难的原因,提出有效的土地集中经营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稳定农民非农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土地流转风险等加强土地集中经营的对策建议.     

中国历史中土地流转与兼并现象的学术争议及思考

对中国历史中的土地流转与兼并景象进行了粗略勾勒,概述了学术界对有关现象的学术争议并给出了个人观点。作者认为,总结历史经验,对当地农地制度改革实践的启示意义集中在三个方面：土地流转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而贯穿其间的有关效率与公平的争议则会在不同水平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呈现不同的组合可能,在中国国情下,国家一直对农地制度的塑形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在未来的农地制度塑形过程中,应赋予并保障农民更多的权利。     

当前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内需不足的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不足 ,而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是导致全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导致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放慢。因此 ,要扩大消费需求 ,必须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成效、问题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在"多取少予"、"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理念下不断调整和改革,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然而,现行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缺乏长远规划、目标不清晰、投入力度不够、支出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绩效差等问题。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目标,财政支农政策应当有长远规划和明确的目标,确保财政资金投入的数量,调整财政资金使用方向,加大绩效评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和创新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机制。     

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兼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之困境与突破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所存在的缺陷,既不利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也制约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深化改革。在现有法律支持下,坚持现行土地所有制、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和确立产权代表、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权能,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要求。     

关于当前能否剥离农村土地社保功能的思考

在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二元化的背景下,农村土地的社保功能存在被强化的倾向,制约了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农地不应当成为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但进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地流转的基本条件是农民享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当前并不具备大范围剥离农村土地社保功能的条件,可以因地制宜,分批渐进剥离农地的社保功能,并率先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必须要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力争早日剥离农村土地的社保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