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熵权法构建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明晰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绩效,引入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效应和研发效应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推导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现机制上，会因数字化转型方向不同，致使价格和非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本文进一步采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并结合宏观指标，在科学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整体层面看，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推动企业出口动能从价格竞争成功转向非价格竞争，反而会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换言之，数字化转型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依托强化价格竞争机制得以实现。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侧重于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和消费层面，基于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关键，因此，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而且需注重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实际影响...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税作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环境保护税法》的施行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使得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升9.51%,且这种促进效果大致呈上升趋势,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区域和企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及强环境规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环境保护税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ESG表现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论既完善了环境保护税在经济红利方面的评估研究,又为中国进一步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投资环境与创业投资——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分为信息环境、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并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影响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信息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业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产出,为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客户关系稳定度

稳定的客户关系是维系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本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升客户关系稳定度,增强客户黏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链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增强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程度来提升客户关系稳定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的提升效应主要见诸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以及市场竞争更激烈的行业。拓展性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有持续性影响。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和促进供应关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经验参考和启示意义。     

煤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

为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机理,以煤炭企业为研究载体,基于动态能力理论,透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并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与创新能力3个子维度,探究了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结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数据,应用逐步回归与3层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提升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竞争优势之间起到了差异化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大,吸收能力、适应能力的中介效应依次减小,动态能力是推动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进一步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研究结论对于煤炭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进程中,把握动态能力的重要性,突破资源与能力双重约束,实现在维持既有竞争力的基础上,达到更好的转型效益,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必然趋势，能够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两者的关系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低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本文为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商业信用，进而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传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传统能源企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投资效率,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数字化转型和投资效率之间发挥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投资不足、非国有性质和东中部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助力传统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本市场良性投资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以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为因变量,数字化转型为自变量,企业规模、企业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程度、资产负债率、创新氛围、政府支持为控制变量,通过多重共线性分析、回归分析、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验证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不同行业类型的工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线性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U型。在此基础上,为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分别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外资参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2009～2014年外资参与的318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外资持股和外资控股两种情况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资参与对中国企业研发活动存在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在外资持股和外资控股两种情形下存在显著差异,当外资持股股东不是第一大股东时,外资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虽然具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十分微弱,当外资持股股东为第一大股东时,即存在外资控股情况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

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提供关键动力，而对于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得到全面的结论。为此，本文以我国2007～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在控制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加强财务柔性来促进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提出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但是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性、曲折性与不确定性使企业难以走出转型难的困境，大股东同时持股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成的纵向合作与共同股权双重关联能否助力供应链企业通过协作与共享破除这一困境，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切入点，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就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产生机理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且该结论在考虑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等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被共同股东持股的供应链同群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垂直摩擦、获得更多供应链资源、破除信息传递壁垒，进而构建更为紧密的同群协作关系，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创造条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竞争压力较大时，同群效应更为明显。最后，本文研究发现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有助于降低焦点企业的经营风险、提升企业价值以及增强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兼论环境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话题。本文以2014～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并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并对制造业企业、地区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效用更加明显；(2)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研发投入实现。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与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提出了新思路，以帮助企业拓展绿色技术创新。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激发其可持续发展活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供应链配置，这不仅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也是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角度系统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供应链整体集中度，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该推动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上下游交易过程中的供求协调成本和运输库存成本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机会主义风险情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低市场化地区、高竞争行业和低优势地位企业中该推动作用更加显著；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企业更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本文揭示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多元化而不是集中化方式来优化供应链配置的规律，这构成中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理论基础，为加快构建数字化供应链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政策启示。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证据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碳中和”的推进和各类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从技术整合能力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选择201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142家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以讨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文本挖掘法和熵值法对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整合能力可以弱化企业数字化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制造业企业在提高技术整合能力的同时推进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识别及实证分析

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在前列,对引领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军工企业特点,采用“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梳理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利用DEMATEL模型识别其中关键驱动因素,并基于A股上市军工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水平、盈利能力、数据安全水平、行业竞争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在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各因素对不同行业军工企业影响程度不同。为加快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应加大军工行业开放力度,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专项支持,构建以军工企业为核心的数字生态,让军工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广州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探讨

尽管关于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原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实践却已显示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极大促进作用.广州风险投资发展相对落后,企业技术创新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和企业自筹资金,风险投资难以发挥对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作用,并造成长期以来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投入不足,企业技术创新不够活跃.广州应从多方面入手发展风险投资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物流企业的实证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配置能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立足高管和组织层面能力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108家物流企业为样本,运用必要条件分析法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高管领导能力(高管社会资本、高管人力资本、高管认知)和组织成长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个能力并非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提高吸收能力对高水平数字化转型起到普适的作用;实现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充分条件是不同能力的协同匹配,但不要求每个能力均处于高水平状态;存在3条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S1a、S1b、S2)和3条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NS1、NS2、NS3),且高水平与非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是非对称关系。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仍能保持出口稳定是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体现。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应对贸易摩擦、提升出口韧性中的作用。本文借助企业多工厂出口模型并引入数字化参数，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贸易摩擦冲击的应对效果和作用渠道。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5年的整合微观企业数据，将反倾销作为冲击展开“准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了明显冲击，造成涉案企业出口平均下降5.9%，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反倾销对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冲击明显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涉案企业遭受的负面冲击，相比非转型涉案企业，将促进出口平均提升15.8%；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直接出口抑制，同时又促进了涉案产品的跨国转移和向非涉案产品出口转换，这是应对反倾销冲击的主要渠道；数字化转型具有企业出口的成本跨越效应，降低了既有产品的出口成本和拓展新市场、新产品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这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根源。本文的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视角为提高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高管特征、企业异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来自风电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技术创新是解决目前风电产业产能过剩、缺乏核心技术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最新文献已经发现高管特征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本文以沪深两市风电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和女性高管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风电企业和省会城市风电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会因内部治理结构短板而丧失。将企业异质性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高管持股和女性高管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区位在省会企业中高管持股和女性高管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