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审计对公共经济权力的监督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和监督公共经济权力的不当运用是国家审计的应有之义。国家审计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强化国家审计对公共经济权力的监督作用,是现阶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强化国家审计对公共经济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应通过促进责任意识的构建、树立审计权力监督观,加强问责机制的内部沟通与外部协作等措施来实现。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审计目标与对象

关于政府审计目标的主要观点目前有公共受托责任论、权力制约与监督论、公共资金管理与控制论以及审计信息论,而对政府审计对象的表述更是琳琅满目。将政府审计置于国家治理系统内来考虑,可以将政府审计的最高目标定位为维护国家或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政府审计对象抽象化为权力、谁来使用权力和如何使用权力。这种认识从国家治理和权力视角诠释了政府审计的本质,它可以提高政府审计自身的权威性,还可以更好地让政府审计发挥国家治理工具的作用。     

中国企业财政补贴政策之国家审计监督研究

通过构建国家审计、补贴发放权力机关与申请补贴企业三部门之间的理论框架,探讨国家审计如何监督政府部门利用财政资金补贴个体企业的过程。国家审计发挥效力的两个机制为:第一,国家审计机关既要监督权力机关对补贴的发放是否符合中央政策部署,同时也要审查企业申报财政补贴的材料是否真实有效,确保财政资金能够发放到最应该得到补贴的那部分企业手中;第二,国家审计可以直接监督企业如何使用财政补贴资金,也可与权力机关共同对企业进行监督,确保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按照国家顶层设计使用补贴资金;第三,根据2015—2016年中国经验证据,简要说明国家审计在不同政策目标下如何监督政府对企业财政补贴的发放,为国家审计机关在执行审计时提供参考依据。     

浅议国家审计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国家设立审计机关,其目的就是要从制度上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国家审计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国家审计提出的新要求.本文分析了提高国家审计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认识,以及国家审计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问题.     

国家审计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探讨

国家审计对政府机构及其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实施制约与监督，是新的历史时期审计机构的新职责；其制约与监督对象是被审计人权力运行机制的建立与运作情况；其审查目的是通过对被审计人权力运行机制建立与运作情况作出客观评价，保障国家权力健康运作、廉洁运用、有效行使。     

公共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家审计质量影响因素分析及应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最重要的是要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这赋予了国家审计新的职责。文章提出了国家审计公共权力监督论,认为审计是对经济权力乃至整个行政权力运作的制约和监督,并以此建立了新的国家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以此分析我国审计署及地方审计机关审计质量差异的原因,以探索完善我国国家审计质量的对策。     

功能主义视野下国家监察与审计监督的协同关系

功能主义理论建立在社会实证主义、进化论的社会理论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强调权力行使的效率和正确,为国家监察与审计监督协同治理腐败的权力配置关系提供理论基础。修订后的《宪法》为国家监察机关与审计机关发挥权力监督功能的协同关系提供了规范结构支撑,表现为职能独立行使基础上的权力分工关系、腐败治理功能下的互相配合关系与机关属性定位中的权力监督关系。国家监察与审计监督在腐败治理目标、对象和内容等方面协同发力,共同开展反腐败工作,实现腐败治理体系革新。为了发挥国家监察与审计监督的协同功能,实现预防和惩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腐败长效机制,需要制定监察机关与审计机关协作配合工作规定,建立监察机关与审计机关信息共享大数据平台,推动监察机关与审计机关联合执法模式。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国家政权在国际间的合法性与它在国内的权力正当性并不是一回事。全球化的发展对公民政治尚不健全的国家的主权、权力正当性和权力效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影响甚至削弱了这些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许多方面,如权力的范围、强度、形式、制度基础和意识形态观念。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力量中,最重要的就是存在于世界公民社会中的全球正义。     

法学与政治——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国家政权在国际间的合法性与它在国内的权力正当性并不是一回事。全球化的发展对公民政治尚不健全的国家的主权、权力正当性和权力效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影响甚至削弱了这些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许多方面，如权力的范围、强度、形式、制度基础和意识形态观念。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力量中，最重要的就是存在于世界公民社会中的全球正义。     

法理视角下的钓鱼岛事件

法律本身就具有权力结构,这决定了法律与政治在结构上有重合之处。在直接触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况下,灵敏性更强的政治决断要优于保守僵硬的法律规则,更能保护国家安全。于是,权力上的同质性使政治能在权力功能上取代了法律。为此,从政治视角来观察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从分析法律的权力结构着手讨论。     

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产生、运行及互动关系初探

经济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相关的权力,财富的生产、占有、分配与消费成为经济权力的中心议题。同时,它又有人类所有权力的共同点,即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处置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政治权力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文章就从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产生、运行来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     

乡村社会、公共秩序与政府审计:从控制到治理

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活动和公共秩序处于士绅阶层管理之下,受益于儒家传统和差序格局,乡村社会公共秩序得以维持.随着国家政权逐渐深入乡村,传统乡村公共秩序不断瓦解.现代乡村自治组织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其职能与范围已完全不同于传统乡村自治组织,而国家政权对这种日益增长的权力却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政治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理应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以巴泽尔的"交易-履约模型"为分析框架,首先探讨了国家对乡村自治组织强化监督制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阐述如何发挥政府审计职能以有效制约乡村自治组织对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滥用,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治.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Acemoglu和Robinson权力理论述评

本文扼要阐述了Acemoglu和Robinson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力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拥有不同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体制变迁的根源;虽然政治体制的变迁带来法律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但精英集团对事实政治权力的投资却会使最为根本的经济制度得以持续;而无效率的国家结构为精英集团维持事实政治权力提供了强劲的组织保障。Acemoglu和Robinson的权力理论对于我们了解那些能够促进民主社会出现的因素是颇有裨益,对我们洞悉应该如何夯实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也富予启发意义。     

善治视角下的国家审计职能定位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家审计理论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其必须以多种相关学科作为理论基础,而国家审计首先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才会有相应的经济性、社会性。基于国家治理的政治色彩,以"善治"为视角对国家审计理论进行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功能拓展的方向

随着公共受托责任的拓展,现代国家审计的功能正在向审计权的有效发挥、审计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政府绩效审计、国家环境审计和宏观审计方向拓展。     

互构村庄:权力转换机制与村庄治理结构--一个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分析性框架

中国的农村,在历史时空上的建构有十分复杂的机理,它不仅与非均质国家有多重的互动关系,而且与村庄的权力结构和传承机制相勾连.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国家强势推进民主制度与民主理想,农村社区进行着巨大的社会变迁,村庄政治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也在嬗变,随之权力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变革.本文无意从两个普通的村庄个案推断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全貌,或者营造具有普适意义的村庄政治概念,本文只是在试图构建一种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上作一次探讨.     

政治过程与预算改革

公共预算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性,它体现了利益权威分配的政治过程。作为反映预算改革进程的一面镜子,《预算法》修订浸透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和决策选择。从预算改革的政治学角度看,《预算法》修订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预算是"国家的钱袋子",而掌控这个钱袋子的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预算法》修订与政治过程紧密相连。作为分配利益的工具,预算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修改和完善《预算法》,但是政治改革是一个渐进调整的过程,在注重政治过程预算权力配置改革的同时,推进技术性项目改革是《预算法》完善的必由之路。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是国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管理的最直接载体,也是检验国家对社会控制强弱的显示器,它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强弱衍变。笔者在对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调查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政府主导的以社区制建设为方向的城市组织体制改革,正悄悄地使城市基层社会的权力分布发生迅速变化。这是政府为适应城市建设的更快发展而采取的适应性调整,虽未触及整体框架的变动,但从基层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政府的许多政策创新与组织创新都明显地促进了基层政治权力的分化和重组,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原有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同时实现了政府对基层社会各阶层的有效动员,促进了城市基层政治的进一步成熟和城市基层社会的进一步稳定。     

不同类型企业如何实行税利分流

马克思曾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也就是国家权力”。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依据上述理论,国家同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应当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具有政治权力和行政管理职能。国家为了行使权力及职能,必须参与企业纯收入的分配,以取得刚性收入(税收),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国营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具有经济权力(所有权)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因而,又应当参与企业净所得分配,以取得弹性收入(利润)。     

浅议财政分配的依据问题

财政分配的依据问题,是指国家凭什么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问题,是指国家得以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根本原因的问题。它关系到财政学理论基础的确立,决定着财政学的学科属性,是财政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学界普遍认为:财政是国家“依据其权力而进行的一种社会产品分配活动”,是“国家凭其政治权力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这种观点,就其把财政概括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把财政分配的依据归结为国家政治权力,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把财政分配的依据归结为国家政治权力,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矛盾。我们知道,财政分配是社会再生产中分配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属于经济范畴。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