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资源税改革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吗？

本文就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效应展开研究，将2010年自新疆试点开始推广的油气税改革作为研究对象，以2005—2018年资源型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选择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了实证检验。其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资源税改革抑制了试点城市的经济增长，且资源依赖程度越高，抑制效果越明显。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匹配方法、构造虚拟政策时点、构造虚拟实验组和考虑政策混杂效应五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和动态效应检验表明，资源税改革带来的负面冲击在成长和成熟型城市表现较为突出，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且其政策效果随时间呈现“倒U型”特征。产业结构的分析表明，资源税改革没有起到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而且其资源依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转型的阻力越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一个新的证据，而且为新时代全面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

文章构建了一个含有中国企业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结合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投资金额越大,促进效应越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理效率、生产型行业、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大,两者创新效应的差异凸显了在通过"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型OFDI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服务型OFDI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资金流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公司创新。文章研究结论对中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经济制度与OFDI的关系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地区经济制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具体从企业组织之间的诱导性制度、市场化改革、"走出去"战略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用2003~2010年期间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一个地区商会组织的发展、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和"走出去"战略有助于提高该地区的OFDI;在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加强生产者法律产权保护会降低OFDI。本文研究表明,我国OFDI的发展受到了制度激励与制度潜逃效应的影响。     

行业差异、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前沿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应用到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利用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文章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生产率是影响服务业OFDI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服务企业OFDI不存在明显的跟随本国客户的特征;另外,中国服务企业OFDI呈现出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即使在不具有经济优势的前提下也同样会开展OFDI,这与发展中国家OFDI的实践是一致的。     

海外华人网络是否有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

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动因,国内关于技术寻求型OFDI的研究主要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影响机制等问题,研究层面主要停留在宏观视角;已有文献关于OFDI制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投资流量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尚未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微观调节作用。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PSM方法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运用Huber-White稳健残差、面板回归分析制度距离和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OFDI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2)OFDI逆向技术溢出受制度距离和华人关系的调节作用;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分别存在"制度距离悖论"和"关系嵌入性悖论"现象。实证结果表明,OFDI企业应注重制度差异,提升学习能力;加强华侨华人交流,优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为吸收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四问煤炭资源税改制

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革为"从价计征"的总体思路是对的,问题仅仅是何时推出,如何推出。究竟该如何推进煤炭资源税改制?怎样才能达到煤炭资源税改制落地开花皆大欢喜的结果?2013年5月24日,国务院批转《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决定将"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扩大到煤炭等应税项目",并力求年内取得新进展。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革为"从价计征"已无悬念继全国范围内实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之后,酝酿了7年之久的煤炭资源税改革也即将落地生根。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OFDI行为：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7～2017年Wind数据库、BvD-Zephyr数据库和FDI Markets数据库匹配得到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OFDI倾向和能力,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首先,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工业企业尤其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行为的推动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地投资模式,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其次,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减少融资约束水平促使企业OFDI。最后,数字化转型推动的OFDI提高了企业所在供应链下游环节的稳定性,但对供应链上游环节稳定性的影响十分有限。文章旨在为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选择策略提供新证据,并致力于为提高中国供应链稳定性提供政策建议。     

国内

1日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费改革开始施行，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5％。     

资源税税收的政策研究——延安资源税征管现状浅析

本文以延安原油资源税为例，论述了新的资源税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分析了资源税政策运行中突现出来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和规范资源税政策的建议：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进一步提高原油、天然气的征收比例，全面实行从价计征；进一步规范资源行业的收费项目，合并或取消一些收费项目；进一步健全资源税征管体制，强化资源税...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从价计征推动煤炭业发展

正停滞多年的煤炭资源税改革即将尘埃落定,从价计征方案在有效促进能源利用效率之余,又给疲软的煤炭行业带来勃勃生机。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然而从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下行、煤炭市场疲软、煤炭价格大幅度下跌,直至当前,如何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仍是牵动我国能源产业动脉的大问题,而煤炭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于目前则是一个较好的时机。日前,"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方案已上报国务院,提出力争于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包容性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国际合作平台。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协调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且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溢出和民生水平改善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一带一路”的互惠理念。中国企业OFDI对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产生广泛的包容性溢出效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本文研究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政策的基本特征与理性透视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中国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几十年"走出去"过程中大有可为的地区。因此,制定完善、合理的政策体系引导和扶持中国企业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属性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十分必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OFDI政策的基本特征,进而从政策总体路线、境外经贸合作区战略、FTA战略和对外援助战略等四个层面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江西稀土资源税的最优税率选择——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2015年5月中国迎来了稀土资源税改革,由从量计征到从价计征,稀土资源税迈出了实现市场化的突破性一步。然而,当前南方稀土资源税率并未达到最优。文章以企业的生产销售环节为着手点,以资源税率提高导致市场价格上升为基础,利用CGE模型计算出全国范围内稀土资源的最优税率,然后再结合江西稀土的稀缺性,推导出南方稀土资源税的最优税率为30.67%。     

对外援助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国家风险视角

对外援助和OFDI是我国构建“双循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国家风险是近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首要挑战，直接威胁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益。基于此，本文以我国2000—2018年对外援助和OFDI数据为样本，构建对外援助、OFDI和国家风险的计量模型，探索对外援助对于OFDI的风险缓释机理，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我国企业向受援国的OFDI流入，我国对外援助每增加1%，流入受援国OFDI会增加0.1208%。第二，我国对外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国家风险，发挥风险缓释作用，尤其是对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作用明显，进而可稳定和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向受援国家流入。第三，对外援助对OFD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基于商业目的的援助相比基于发展目的的援助更能促进OFDI，并能显著抑制国家风险，而技术和资金援助相较于直接提供物资和人力援助，可以更好地促进援助国能力建设与治理改善，对OFDI发挥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第四，对外援助的风险缓释作用存在明显的“非利他主义”和“挤出效应”，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对外援助在OFDI领域存在明显竞争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收益?

文章首先基于PSM-DID方法研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企业收益的影响,进一步基于OFDI二元边际视角——投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考察了企业OFDI对企业收益的多重复杂影响.利用2005～2014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文章通过构建多种企业收益指标并区分不同所有制和行业类型实证分析发现,企业OFDI对于企业收益具有显...     

对外直接投资与境内生存扩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生存时间较短这一现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生存分析模型,刻画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对企业在境内生存的影响效应。通过检验发现,OFDI行为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的生存时间,而且投资次数与企业的退出风险呈现"正U型"关系;投资于发达国家和技术研发型OFDI的风险抑制作用更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OFDI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出口密集度和利润率进而降低企业的退出风险,其中利润率机制滞后且占主导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OFDI对企业退出风险的抑制作用受异质性企业特征和行业调节。文章揭示了投资开放的新作用,即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扩延企业生存时间,丰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     

“营改增”提高还是降低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文章以"营改增"试点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政策实施前后公司专利数量的变化,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视角经验研究了"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以及三重差分模型（DDD）的估计结果都一致地表明,"营改增"政策显著地抑制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进一步地,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抑制作用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营改增"通过提高服务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使得企业在较低的创新水平上也能够很好地生存,鉴于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企业行为更趋于短期化,对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热情。文章不仅丰富了"营改增"之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的制度性诱因,对政府后续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而明晰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