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兼论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的作用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各渠道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提升。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系统地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增加会提升企业长期投资规模，从而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并且跨境资本直接投资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助推力度最大；跨境资本流出规模增加会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拓展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措施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且相比之下，资本管制措施的调控作用更强；管理者短视和财务柔性是跨境资本流动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传导渠道；跨境资本流动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低杠杆企业以及处于低竞争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高的地区和货币收缩期的企业更明显。     

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第三轮“资本流入潮”来袭:管制之后须平衡

国际金融学会(IIF)6月1日预测,2011年全球资本将有10410亿美元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年将达10560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国际资本净流入目的地,约占新兴经济体吸引资本总量的1/4。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中国采取何种平衡框架应对资本流动?     

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吗?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121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农商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促进力度更大。(2)信贷规模与同业负债在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关系中承担着双重中介作用，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提高银行信贷规模和降低同业负债双重渠道来增加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开放程度提高会减弱这一促进作用。(4)区分跨境资本类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证券投资渠道与其他投资渠道的跨境资本，以FDI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渠道的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助推效应更大。该成果将为提升跨境资本监管效率及防控以资本结构偏离为特征的杠杆率维度银行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

文章研究了在开放经济下,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降低由跨境资本流动引发投资过热导致的金融失衡、社会福利损失,并着重分析了在不同违约概率条件下,如何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运用审慎工具抑制系统性风险的顺周期累积,而后通过一个四变量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以及金融杠杆的区制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对国内金融部门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在常规时期,应当以针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而在危机爆发时期,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同时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     

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8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2002～2015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并分类影响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因子,包括传染因子、国际金融因子、经济基本面因子、国内金融制度因子、投资者情绪因子以及汇率因子等,再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各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的影响。据此,重新考察和评估危机前后各层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作用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看,文章选取的七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入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传染因子是第一主因,其次是国内流动性因子和宏观经济基本面因子,最后是国际金融因子和汇率因子等。（2）从分解部分看,国内经济基本面是影响FDI流入的主因,但国际金融因素影响不容忽视;跨境证券组合投资更易受汇率、利率以及国际风险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且不敏感于国内流动性宽松与否。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对跨境银行信贷影响程度较高,因此需要重视这部分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预防风险。（3）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更具复杂性,各个影响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入影响程度加深,国际金融因素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的作用逐渐增强,凸显了危机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的隐患。     

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8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2002~2015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并分类影响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因子,包括传染因子、国际金融因子、经济基本面因子、国内金融制度因子、投资者情绪因子以及汇率因子等,再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各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的影响。据此,重新考察和评估危机前后各层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作用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看,文章选取的七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入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传染因子是第一主因,其次是国内流动性因子和宏观经济基本面因子,最后是国际金融因子和汇率因子等。(2)从分解部分看,国内经济基本面是影响FDI流入的主因,但国际金融因素影响不容忽视;跨境证券组合投资更易受汇率、利率以及国际风险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且不敏感于国内流动性宽松与否。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对跨境银行信贷影响程度较高,因此需要重视这部分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预防风险。(3)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更具复杂性,各个影响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入影响程度加深,国际金融因素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的作用逐渐增强,凸显了危机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的隐患。     

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频繁流动必将引发系统性风险，冲击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最终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在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采用边限检验和ARDL-ECM模型，对比分析长短期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评估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双边股权资本流动

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运用2001～2009年66个经济体的双边股权资本流动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对双边股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各经济体的股权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母国和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母国的金融发展对投资决策起主导作用,而当投资决策发生之后,投资的规模则是由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另外,金融发展对双边股权资本流动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扩展边际",而非"集约边际"。     

全球金融周期、跨境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选择

各国金融状况相关性和联动性的逐步增强导致全球金融周期现象的出现，“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相互取代对政策选择提出诸多挑战。危机期间美国货币政策紧缩、风险因素上行对资产价格、信贷增长、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作用明显增强，仅靠浮动汇率制度已无法隔绝外部冲击，需要利用资本流动管理降低金融连接强度，“二元悖论”成立；非危机期间金融市场波动性下降，浮动汇率制度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明显提升，“三元悖论”成立。为防范外部冲击、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需有效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和杠杆率限制降低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危机期间使用资本管制政策限制资本流动，通过建立风险水平的监测体系，选择适宜的时间窗口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     

美联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亟需加强政策监管。文章构建一个包含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监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研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深入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双支柱”政策应对效果。结果显示：第一，美联储加息产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导致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造成经济下行。第二，面对美联储加息，小幅跟进式加息能缓解产出波动，但不能缓解汇率、跨境资本和资产价格等波动，而大幅加息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都较大；“双支柱”政策相比加息政策有明显优势，既能抑制跨境资本流出，又能降低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第三，社会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钉住产出、通胀和汇率波动，宏观审慎政策钉住跨境资本波动；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增大，社会福利损失逐渐减小。     

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界和国际社会基本秉承资本自由流动能够改善资源全球配置的理念,宣称资本流出国与流入国都将从中受益。然而2010年开始,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轮资本管制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主张采取征收资本利得税或者金融交易税的方式,抑制跨境资本的大范围流动,维持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作者结合"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思想,比较分析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利弊,提出新兴市场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短期资本流动应该加以管制。同时,发达市场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态度的变化是国内利益集团矛盾冲突与调和的结果,不同利益集团党派偏好和选举周期最终影响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欧美国家本国经济低迷迫使其实行国内保护的资本流动政策来缓解矛盾。全球化下的国际金融市场需要一种全新的国际管理机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应对资本流动产生的跨国溢出效应需要有效的国际协调,构建反映新的实力分配的全球治理框架,从而寻找到集体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平衡点。     

资本流动对实际汇率的结构性冲击

实际汇率是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核心变量,会直接影响一国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层面。随着我国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性的不断增大,其对实际汇率造成的冲击越来越显著。文章通过将资本流动划分为多种类型,基于边界协整(Bound Test)方法分析了其对实际汇率造成的结构性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实际汇率的冲击存在显著区别:经常项目下的投资收益和经常转移净流入造成实际汇率升值;而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净流入造成实际汇率贬值,证券投资净流入造成实际汇率升值;热钱净流入造成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各自的冲击传导机制,并提出了完善资本流动监管体系以维持外部均衡的政策建议。     

资本流动对实际汇率的结构性冲击北大核心CSSCISSCI

实际汇率是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核心变量,会直接影响一国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层面。随着我国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性的不断增大,其对实际汇率造成的冲击越来越显著。文章通过将资本流动划分为多种类型,基于边界协整(Bound Test)方法分析了其对实际汇率造成的结构性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实际汇率的冲击存在显著区别:经常项目下的投资收益和经常转移净流入造成实际汇率升值;而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净流入造成实际汇率贬值,证券投资净流入造成实际汇率升值;热钱净流入造成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各自的冲击传导机制,并提出了完善资本流动监管体系以维持外部均衡的政策建议。     

临时性资本管制能够抑制国际资本流动吗?:基于临时性资本管制与长期性资本管制的对比分析

在IMF资本流动管理指导方针的基础上,文章区分了临时性资本管制和长期性资本管制两种资本管制类型,并系统比较了两种类型的资本管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效应和波动效应的影响.文章以Fernández和Klein(2016)构建的分类资本管制指标为依据,筛选出28个长期性管制经济体和20个临时性管制经济体,并以1996～201...     

金融服务开放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与效应研究

在理论上探索了金融服务开放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后,采用动态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76个国家1999—2017年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和跨境资本流入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服务开放在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通胀率上的门槛效应显著。进一步比较跨境资本流入门槛及影响作用大小时发现,初始可按FDI流入、股票组合投资流入和债券组合投资流入的顺序开放;扩大开放后,可按债券组合投资流入、股票组合投资流入和FDI流入的顺序管控。     

严打"热钱"跨境流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目前人民币资产已成为热钱标的物,为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力狙击＂热钱＂。     

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兼论国际间“跨境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建构

本文深入探究了投机性资本流动影响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增长的差异以及风险生成的不同特征和传导路径,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所受冲击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发现,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FDI、国内基准利率以及汇率等因素都会使投机性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发生改变。此外,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所受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如2003～2007年,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升作用非常明显;但2008年与2009年投机性资本则引致实际GDP增幅的回落。文章认为,宏观当局应充分掌控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特征,积极参与国际间"跨境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构建,确保短期资本流入或流出总量的基本平衡,以基本消除宏观经济增长发生宽幅震荡的隐患。     

"双循环"背景下如何优化跨境资本管理

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进入调整期,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全球化及全球金融风险因素的影响日益突出.跨境资本流动格局与一国发展模式相辅相成.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应重点发展国内市场,完善对外金融管理体制,深化金融市场建设,建立跨境资金风险管理机制,以适应和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