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的可行路径——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发展为例

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在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中被广泛关注。四川X合作社以发展小农为基础的农业产业,通过社员的凝聚、制度的创建、产业的融合、与贫困的表达,将具有质量优势的贫困小农生计产品进行市场化的产业运作,最终激励了贫困农户的发展能动性,缓解了贫困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提升了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因此,要提升农民合作社产业扶贫的效果,应该鼓励其创新适宜贫困农户生计发展的产业,促进产业链不同主体的融合发展,辅助支持贫困农户生计需求的外界表达,以合作社产业体系发展为平台,调动内外扶贫资源动态支持贫困农户发展。     

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机制对社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包括决策、激励和监督）机制对社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方法：微观计量经济方法。研究结果：（1）社员参与决策有利于其增收和提高满意度，而村干部不同参与决策方式的影响不同，如通过理事会参与决策能提高社员收入和满意度，但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决策会降低社员满意度；（2）政府扶持和“保底租金+二次分红”的收益分配方式均能促进社员增收和满意度提升；（3）有效的监事会及财务公开制度能提高社员收入和满意度；（4）理事会和外部激励有利于村干部户增收，而内部激励和监事会有利于非村干部户增收。研究结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治理机制是影响社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关键，因此，合作社发展政策重点是规范治理机制。     

盈余分配制度对合作社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盈余分配制度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二次返利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以无盈余分配为参照,不同盈余分配方式都能够显著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公平且有效率的盈余分配方式的增收效应最明显。多种倾向得分匹配方法、Rosenbaum边界估计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均表明,二次返利对合作社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盈余分配制度通过激励相容机制促进了惠顾提升、风险分摊、产品市场深化,进而提升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因而,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带动农户及推动生产经营创新对合作社发展至关重要。     

农民合作社培训、社员认知与绿色生产意愿

目的 基于四川省538份社员微观调查数据，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教育对社员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机制，并分析社员认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文章运用Oprobit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并利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1）合作社培训频度整体一般，提高培训次数，可显著提升社员绿色生产意愿。具体而言，合作社培训每增加1次，社员“非常愿意”参与绿色生产的概率提升3.6%。（2）合作社培训能够显著增强社员绿色生产认知，从而提升其绿色生产意愿，即社员认知是这一影响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9.85%。（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年轻或者年老社员，合作社培训对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均正向显著。结论 农民合作社培训教育对社员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显著，社员认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培训教育体系、多渠道全方位提升社员认知水平、持续增强社员参与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优化农业绿色生产的支撑保障机制等政策建议。     

电商采纳与农民合作社内部信任

电商采纳使合作社被嵌入进新资源与技术环境之中。在电商情境下,合作社电商采纳通过提升社员与合作社交易忠诚度、增多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环节来增强合作社内部人际信任;通过增强社员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促进合作社推广新型农业技术来增强合作社内部技术信任;通过促进合作社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公平机制来增强合作社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技术信任和制度信任构成了合作社稳定的信任“三角架构”,建构了合作社内部信任的混合治理机制,其中,技术信任起到调节作用,其在有效促进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化的同时,既能避免人际信任浓度被过分稀释,又能保障在合作社信任结构中制度信任的演进方向。     

合作社社员信任行为实证分析——基于鲁陕两省672名苹果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

信任不仅是合作行为赖以发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合作关系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对合作社而言,是否拥有较高的社员信任度直接决定了未来能否实现持久且稳定的发展。本文基于鲁陕两省672位社员调查数据就社员对合作社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总体不高,且情感信任低于认知信任;社员对合作社信任度高低主要是受合作社治理特征影响,其中互惠交易和组织声誉对社员认知信任具有明显提升功能,行为监督对社员情感信任存在显著抑制效应,信息沟通和管理参与对不同维度的社员信任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社员特征和组织结构特征等若干因素中,文化程度、入社年限、种植面积和社员规模对社员信任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基于部分合作社社员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全国部分合作社社员的调查，重点分析了参与合作社社员的基本情况、社员参与合作社情况、社员时合作社期望与得到服务、社员对合作社发展的看法等方面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演变的逻辑与方向:一个产业链整合的分析框架

现实考察表明,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呈现出沿着小农户、农业公司、"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路径不断创新和改进的显著趋势。理论分析发现,其背后的原因是,农业产业链发生着由分离走向整合、由纵向整合走向混合整合的明显变化。其政策含义在于,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合作社在以产业链整合为核心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演变中作用日益凸显,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促进农民合作社进一步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使其作为龙头进行产业链整合的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消除推进农业产业化与保护农民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二律背反"现象。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约匹配及其绩效提升:既往研究与思考

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农民合作社发展快速,但仍存在社员参与积极性不够、不履行参与承诺以及合作社绩效不理想等问题。本质上,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类由多个合约匹配而成的组织,是一个包括劳动合约、资本合约、产品合约、服务合约和剩余分配合约等在内的"合约束"。合理有效的合约匹配有助于吸引社员积极参与合作社、维系农民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纽带关系,并提升合作社绩效。文章通过梳理合约匹配与农民合作社绩效提升关系的文献表明,通过优化治理、改进合约匹配,可以提升农民合作社的组织绩效、社员绩效及其社会影响等。     

作用显示于关键时刻——记阿强禽蛋专业合作社党支部

阿强禽蛋专业合作社是一个“龙头企业＋合作社”运行模式的合作社，即产品研发、产品销售主要由企业构架的公司承担，生产环节通过组建合作社由社员单位（养鸡场）与之形成为其配套的产业链。如何使农民组建的合作社通过龙头企业的引领，不断走上规范健康发展的轨道，是合作社党支部工作的重点。     

小农户参与大市场的集体行动:合作社社员承诺及其影响因素

社员承诺是合作社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较低的社员承诺直接削弱了合作社的规模经济优势,成为很多合作社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山东和陕西两省672户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合作社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社员特征、经营特征和外部环境共5类因素对社员承诺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社员承诺总体水平较低的困境,受访社员交给合作社的产品比例只有62%,其余均销售给了合作社以外的第三方。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社员承诺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合作社社员规模、有无价格溢出、是否参与合作社决策、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存在资金约束、生产规模、销售经验、家庭成员有无非农就业渠道、入社时间、距合作社距离、市场公平性和所在地区的影响,而与户主年龄、合作社社员异质性、合作社是否监督社员销售行为、合作社是否与社员经常沟通信息无关。     

农民合作社的生产技术效率评析及其相关讨论——来自安徽砀山县5镇(乡)果农的证据

本文借助安徽省砀山县水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实证考察了果农参与合作社对其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异质性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分析显示,在不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农户参与合作社能显著改进其生产技术效率,社员农户的平均效率值比非社员农户高7.07%;然而,采用PSM法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后,参与合作社并未对社员农户的技术效率产生实质性影响,已有研究对样本选择偏差的忽视容易高估农民合作社在提高农户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弱化是其难以提高农户效率的主因。因此,保证合作社的规范化运作、强化其服务功能性是后期的政策重心。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外投资的法律问题

合作社对外投资,在保持合作社独立人格的基础上与公司等企业握手,是合作社提升经营能力的有效选择。《合作社法》对合作社对外投资进行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合作社对外投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本文从制度规范和合作社的策略性选择两方面对合作社对外投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合作社对外投资与其自身的财产制度、民主决策制度和盈余分配制度相冲突;而实践中,合作社对外投资突破了法律强制性边界,规避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其合法性遭到质疑。文章从多元业务视角去解释制度规范与实践的偏差,指出偏差主要是由于合作社制度没有针对当前合作社业务多元的情形及时做出调适导致的。文章认为实现投资回报也是合作社对成员服务的方式,合作社对外投资是一种凝结出资成员共同需求的业务,并提出完善合作社财产制度、基于业务类别按分类核算原则调整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和根据成员业务参与的差异性分配表决权的建议。     

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构建了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指合作社外部的社会关系网络,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内部社员之间、社员与管理者之间的信任,以及社员对合作社集体目标和使命的理解。进而以嘉兴、台州两地的147家农民合作社为对象,检验了社会资本对社员参与程度及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社员参与技术培训的程度受到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合作社绩效受到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     

农民合作社促进集体经济实现的制度解构——黑龙江省新兴村的例证

黑龙江省新兴村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与运行效果,生动诠释了"农民合作社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但是,将新兴村农机专业合作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调整,在村民委员会的社员资格、集体积累的来源渠道、合作社终止时国家补助财产的处置、联合社的法律适用等方面尚存制度困境,而且新兴村农机专业合作社遭遇的制度困境在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又具有普遍性。因此,为了消解农民合作社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制度困境,应当有条件地允许村民委员会成为合作社社员,允许社员民主决定公益金的提取,明确合作社终止时国家补助财产的处置办法并完善联合社制度。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桂冠荔枝专业合作社 全产业链发力 多措并举助推荔枝产业升级

正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桂冠荔枝专业合作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实行技术、品牌、销售三轮驱动,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三产融合发展,有力提升合作社的服务能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力,推动了当地荔枝产业振兴,带动了当地农户增产增收。     

合作制原则在海宁试点中的体现

1995年9月在英国曼彻斯特举九的“国际会作联盟100周年代表大会”上对合作制原则进行了重新修改，并以此作为实现合作社价值的指导方针。修改后确立的这七项原则为：自愿和开放；社员民主管理；社员经济参与；自主和自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间的合作；关心社区等。这七项原则中，前三项原则是任何一个合作社内部都应该具有的典型特征；而后四项原则既影响合作社的内部活动，又影响合作社外部的关系。海宁试点的三个农村信用社正是通过规范使这七项合作制原则，尤其是遵循和贯彻前三项原则，并将这七项原则所体现的精神贯穿在信用社的…     

新形势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

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我国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形势喜人，同时也问题不少，议论颇多。譬如说：出现一些合作社意蕴淡薄的合作社。甚至有人直接斥之为“假合作社”；一些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与农民社员的利益联结机制扭曲，农民社员获利微薄；一些合作社的社员民主治理形同虚设。大户、企业或机构主导色彩浓厚；一些合作社净盈余分配中二次返利比例很小。法律要求的60％底限更是许多合作社没有做到的；等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就事论事的讨论可能并不能使我们正确地研判这些问题，而将这些问题放到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中观照。我们或许能够看得更加明白、更加透彻。     

农民专业合作社会发展:基于部分合作社社员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全国部分合作社社员的调查,重点分析了参与合作社社员的基本情况、社员参与合作社情况、社员对合作社期望与得到服务、社员对合作社发展的看法等方面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对策与建议.     

社员异质性如何影响合作社的规范运行？——传导机制与实证检验

社员因资源禀赋差异而具有异质性，这种初始的异质性在合作社的运行过程中会又引发利益诉求、参与水平、角色作用等方面的社员异质性。社员异质性能提升经营绩效，但过度的社员异质性会影响合作社的规范运行。异质性的影响机制在于初始的异质性能够对合作社出资机制产生直接影响，并且形成了一条通过影响出资机制，进而影响管理机制，而后影响分配机制的传导路径，最终影响合作社整体的规范运行。这种影响机制被验证，说明了社员异质性是不规范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为规范合作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以弱化异质性的影响来解决合作社的不规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