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信息红利还是数字鸿沟

基于2013—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对各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测算结果，用系统GMM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东、中、西部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发展最好，中部次之，西部较为落后。而在时间维度上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与整体表现一致，都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而对中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利用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针对性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也是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进而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收敛.基于2013 ～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且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为缩小效应,东部地区有略微扩大效应,东北地区效应不明显.鉴于此,各地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努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助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农村信贷投入、服务外包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揭示农村信贷投入与服务外包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上，借助动态面板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定量分析农村信贷投入、服务外包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关系。研究表明：农村信贷投入与服务外包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农村信贷投入能通过服务外包中介变量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信贷投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表现不明显，而服务外包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明显的负向空间效应。因此，应加大农村信贷投放力度，创新农村金融业务模式；以农户外包服务需求为导向，健全服务外包市场功能；实行地区差异化战略，加强地区间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溢出效应。     

教育投入、服务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机制分析

改善城乡二元化格局,拉动农村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倒“U”形,服务业发展对其影响为正“U”形。这种非线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门槛模型表明,当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跨越单重门槛值时,两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显著提高。从中介效应的影响机制看,两者通过政府管理效应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经济效应、人力资本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分配公共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提升农村人口质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措施。     

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运用我国1982-2011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整体效应、地区效应、时间效应三个模型,考察了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年度差异与省级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并不会必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它与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有关。从时间进程来说,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有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三阶段变化规律;从地区差异来说,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高、农业劳动力丰富的地区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可能得到缓解,对经济欠发达、城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稀缺的地区来说,城镇化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策略。     

出口贸易、高等教育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0—2013年江苏省13地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江苏省出口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GMM模型实证分析江苏省不同区域的出口贸易、高等教育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整个江苏省以及苏南地区而言,出口贸易、高等教育发展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苏中地区而言,出口贸易、高等教育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高等教育的中介效应显著;对于苏北地区而言,出口贸易、高等教育发展均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做出了显著贡献,且高等教育这一中介变量显著缩小了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此外,所有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且在东部地区的积极效应更突出;基于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双重门槛特征,当数字经济指数位于第一、二门槛值之间时,其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促进地区创业,进而驱动城乡协调发展。因此,新发展阶段应该积极推动数字经济深度改革,在扩张规模的同时注意防范化解潜在风险,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差距：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可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且这一作用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会因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不同表现出异质性，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和劳动力结构优化是数字产业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路径，即数字产业发展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而间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据此，应以推动以数字产业发展为导向，以强化技术创新研发为抓手，以优化劳动力结构为重点，以强化区域协同互动为支撑，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变化：2002—2013年

本文利用CHIP2002和CHIP2013中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这一时期城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以及对全国收入差距贡献的变化。一方面，伴随着21世纪以来旨在影响收入分配问题的新政策的施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基本上呈现显著缩小的趋势，教育和家庭结构等特征的系数效应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在减小。另一方面，不平等指数分解揭示出，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对于全国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正在缩小。然而，教育的禀赋贡献仍呈现扩大趋势，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人力资本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贡献。     

城镇化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为了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虑城镇化在其中的作用,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使用泰尔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度,运用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对城镇化在产业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城镇化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较低时,产业结构合理化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超过72.9%时,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此,提出了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     

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中国的教育收益率逐渐下降，教育收益率有助于缩小中国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2）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对低收入个体的影响更大；（3）城镇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城乡效应将加剧城乡收入差距；（4）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区域效应将加剧区域收入差距。总的来讲，教育收益率虽然会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但会扩大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马太效应抑或长尾效应？

基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理论视角,运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门槛模型,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扩大、后缩小”的转折性特征,表现为“马太效应”—“长尾效应”的转变,该结论经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这种门槛效应在分区域层面集中体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层面依然存在。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的步伐,激发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优势,注重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果,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经济、家庭创业与行业收入差距——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共同富裕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的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U形影响关系。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关系在男性劳动群体、个体和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较显著，但是在女性劳动群体、国有及事业单位中则不显著，与第二产业负相关，与第三产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创业水平在数字经济与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关系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     

浙江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分析法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经济问题。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城乡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但城乡收入差距从动态上看仍表现为扩大的趋势。金融发展门槛效应导致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态势。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分析法检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浙江大部分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且金融发展都超越了门槛条件,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职业教育投入、农村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通过在城乡二元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人力资本,考察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当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达到一定程度后,职业教育财政投入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地,基于2009年至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和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均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更显著。此外,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新型城镇化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U”型的非线性特征，且样本期间，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即两者对城乡收入差距仍具备有效的缩减作用；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显著，这与大多数城市尚未跨过拐点一致，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     

湖南“两化”进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在研究湖南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中,通过整理湖南14个市州1998—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两部门生产函数,运用理论模型并结合湖南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湖南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则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大力提升工业化水平有助于加快城镇化发展,进而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工业化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间接效应。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所得结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从相关控制变量来看,政府干预度、对外开放度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综合来看,湖南要在均衡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对外开放、交通便利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省区2002-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分析9省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会导致9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交通便利程度的改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交通通达度的增加与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这两者相结合的作用效果,却会使9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以上实证分析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加快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必须相互结合,以创造更多机会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从而缩小区域内城乡收入差距。这对于西部地区借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机遇,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     

教育对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在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1990～2010年教育对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计量结果表明,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形"曲线关系,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一临界点的左侧,现阶段平均受教育年限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基尼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形"曲线关系,由于处于临界点左侧,教育基尼系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对于不同区域来讲,曲线的临界点有所差异。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对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存在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教育支出有效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背景下长三角城市韧性差异分解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城市韧性及其子系统韧性的地区差距，并运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经济韧性差距总体呈现出下降—上升趋势，而社会、生态及城市韧性差距总体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趋势，不同韧性视角下各省内部地区差距明显，地区间差距是构成各韧性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QAP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缩小不同城市韧性及其子系统地区差距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时期结果表明，相较于“十二五”规划时期“十三五”规划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缩小城市韧性地区差距具有边际递减效应，但正向影响依旧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