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笔者采用截面数据回归分析法及时间序列数据协整分析法对中国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信任和民间组织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而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是我国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     

生态环境、环境税与可持续经济增长

如何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文章把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构建一个考虑环境税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模型的最优均衡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环境税对最优增长路径的影响。发现环境税的开征降低了最优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却提高了人们的最优消费水平。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可以帮助减小因环境税给经济增长率带来的冲击。     

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储蓄的互动性关系研究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储蓄的互动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有巨大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经济增长也会促使储蓄率的上升。社会保障对储蓄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社会保障转移收入提高,储蓄率也有相应增长,而储蓄率的上升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向量误差模型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国民储蓄率都受到自身滞后期的影响。     

江西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采用2006-2009年江西省11地级市20个制造业构成的时间—地区—行业的三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的关系,并运用新地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拐点出现的原因.结果表明: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时,加工制造业较非加工制造业需要更高的专业化水平,非加工制造业较加工制造业需要更高的集聚水平;要素禀赋高的鄱阳湖地区较要素禀赋低的非鄱阳湖地区可以达到更高的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水平;江西省11个地区的产业集聚、专业化水平远没有达到经济增长最大时的水平..     

经济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和实施,对社会保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成为颇具争议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新的经济环境视角,采用经典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存在双向正向的关系,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激励效应。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1997-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分析了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效应,并利用我国31个省（市）1997-2008的面板数据,对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互动效应对经济增长起着推动作用。最后本文从政府应注重投资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

从社会资本概念出发,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利用调查问卷形式定量测度了黑河流域10县区的社会资本,构建了包含社会资本要素在内的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了黑河流域2004年10县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2002～2004年张掖市5县区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定量测算了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这对定量验证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Minutes of Spring Council Meeting, 1966, of the Catholic Economic Association

Alongside neo-classical supply-side analysis, there was the emergence in the 1980s of a new strand of anlysis seeking to develop a social-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supply-side of modern industrial economies. This paper contrasts the views of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provided by neo-classical analysts and supporters of deregulation with those of the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ed Quality Production theorists and assess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in comparison to its main ‘institutionalist’ rival. It concludes that the anlysis of ‘supply-side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important empirically based studies, suggests that public policy directed towards: optimizing job training, promoting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firm co-operation, and restricting the ability of firms to indulge in short-termism will be most productive in promoting the cause of socially progressive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good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