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贸易引致型vs.水平型

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重点分为贸易引致型与水平型,利用中国10 126个企业样本经验考察OFDI区位分布的决定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分别成为贸易引致型和水平型OFDI的阈值变量;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高层次的水平型OFDI;在区位分布上,贸易引致型OFDI倾向于亚洲,水平型OFDI倾向于非洲、拉美与大洋洲,而在欧美地区的差异不明显。实证发现:贸易引致的OFDI对区位市场的制度环境较敏感(青睐于低风险市场);在投资固定成本要求较高的区位,企业更倾向于放弃直接贸易型OFDI而转向间接的贸易服务型OFDI;国家战略(或资源)型的央企OFDI对风险(尤其制度风险)敏感性低于利益导向型的地方企业。本研究在政策上建议政府引导企业通过OFDI地理区位多元化规避风险,提升战略型央企OFDI的风险意识和利益导向。     

制度、文化与中国OFDI的利益动机

文章基于2004-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因素,研究显示:东道国优良的制度水平会吸引中国OFDI进入,而以基因距离所刻画的文化异质性则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的阻碍因素;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OFDI的三大利益驱动。进一步研究利益驱动因素的时空变化,我们发现:（1）从时间演变看,中国OFDI的避税动机显著减弱,而争夺市场与资源的动机微弱加强;（2）从空间分布看,为了获取市场和资源,中国OFDI在地理距离上表现出"舍近求远"的空间替换时间策略;（3）从制度与文化因素看,争夺市场和避税两大动因倾向于选择制度水平高、与中国文化接近的国家,而获取资源的强烈动机则突破了制度缺陷和文化差异的限制。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偏好"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流量数据,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OFDI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所谓"制度风险偏好"并不是绝对的,当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标,并且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后,"制度风险偏好"消失,并呈现出与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完全相符的风险规避特征。因此,"制度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OFDI更多地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造成的。     

海外华人网络是否有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

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动因,国内关于技术寻求型OFDI的研究主要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影响机制等问题,研究层面主要停留在宏观视角;已有文献关于OFDI制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投资流量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尚未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微观调节作用。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PSM方法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运用Huber-White稳健残差、面板回归分析制度距离和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OFDI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2)OFDI逆向技术溢出受制度距离和华人关系的调节作用;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分别存在"制度距离悖论"和"关系嵌入性悖论"现象。实证结果表明,OFDI企业应注重制度差异,提升学习能力;加强华侨华人交流,优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为吸收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TR)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考查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以及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促进中国OFDI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但双边投资协议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中国OFDI流向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OFDI流向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     

制度距离对OFDI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的调节效应

获取技术溢出提升创新能力是企业OFDI的重要动因,文章结合制度观和组织学习理论,选取中国328家上市OFDI企业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制度距离、组织学习对"走出去"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制度距离能够显著提升OFDI企业创新水平,即两者之间存在"正式制度距离悖论";(2)非正式制度阻碍海外子公司向国内母公司转移技术、知识,抑制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而探索式学习能够有效地正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距离的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应鼓励和引导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进行技术获取型OFDI;高度重视制度距离的优越性及局限性;优化组织学习以获取新知识和技术,进而提升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母国制度因素文献研究

文章梳理了近年来从母国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国内外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发现在中国企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母国制度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它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直接决定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母国制度环境正逐渐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论文运用2003~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母国制度环境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的教育扶持、科技扶持、金融支持、政策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未能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地促进了该区域企业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方面仍有待改善。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

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对54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采用动态综合评价的二次加权法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检验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OFDI的流出,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减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且双边投资协定对制度距离的抑制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其次,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发达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不显著,间接作用显著;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比较显著。最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确定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最优制度距离区间。     

“改革滞后型国有企业”及其产权制度改革

由于种种因素,我国的国有企业在20多年的改制进程中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先进”和“落后”。笔者将率先进行改革并在企业制度方面有较大突破的国有企业定义为“新型国有企业”,将那些在制度上仍然保留着原来计划特征的国有企业称作“改革滞后型国有企业”。“新型国有企业”由于较早和较好地进行了制度转换,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制度风险,基本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要求。“改革滞后型国有企业”由于资本、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约束而使经营状况不理想。“改革滞后型”国有企业首先面对的是来自其基本制度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不可阻挡的渗透下,市场经济的许多规则在这些企业内部以非正式的、扭曲的方式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加深了企业制度与行为的矛盾和扭曲,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制度性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工资水平的机制探析

文章利用2005~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OFDI行为与工资水平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方法比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显示:OFDI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非OFDI企业;企业OFDI对工资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市场原则在OFDI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占主要位置,不存在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OFDI对工资影响更小;OFDI企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存在生产率效应、劳资利润共享机制以及海外子公司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     

汇率、汇率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国际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1982-2010年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数据,本文研究了汇率水平及其不确定性对企业海外投资(OFDI)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结果表明:汇率对发达经济体OFDI的冲击要大于发展中经济体;本币升值有利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只在长期内,对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经济体,对实行汇率制度的经济体都没有发现支持该论断的证据;汇率不确定性对OFDI的冲击作用随时间逐渐减弱的趋势在各经济体中差异明显;从汇率对OFDI作用的时滞性来看,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时滞最小,钉住汇率制度下最长,而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时滞性介于两者之间。     

制度环境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关于制度环境质量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分支。基于2005—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19个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质量3个纬度的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中既不呈现制度风险偏好倾向,也无制度接近的特征;较大规模的OFDI明显对两国制度环境波动的差距更加敏感,而投资东道国的融资便利是吸引较大规模O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较小规模的OFDI会更偏向于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速缓慢、资源充裕的国家。     

小规模市场寻求、当地研发与逆比较优势——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4—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OFDI的样本，对近年来中国OFDI高速增长的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生产型OFDI倾向于分布在市场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的国家；研发当地化理论可以解释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理论逻辑；中国OFDI分布特征遵循“逆比较优势”原则，作为国家新型比较优势的制度可作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解释因素。     

制度差异、累积优势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98个国家的OFDI数据,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学习理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考察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影响,检验了OFDI累积优势效应及其对制度差异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吸收中国OFD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均存在显著的OFDI累积优势效应,并对制度差异的影响都有显著反向调节效应,但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效应均弱于发达国家。此外,本文还发现双边贸易、东道国贸易开放度、距离成本等也是影响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     

制度距离、要素禀赋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非对称效应以及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国家,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是负效应。同时也发现,非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是负效应,而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是正效应。此外,非OECD国家和OECD国家的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非OECD国家自然资源的影响是正效应,而OECD国家资本要素的影响是正效应,但全部样本国家的劳动力丰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解析清代会馆的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

会馆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也是商人们居住、存货议事的重要场所.为了规避风险和维持运转,到了清代,会馆逐渐制定出一系列较完整的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以确保会馆的各项功能得以正常发挥,为商人们提供制度保障和有关市场交易及各地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制度影响下的供应链联盟信任关系进化博弈研究

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对联盟企业合作的达成及维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已经从基于个人的信任演变到在制度约束下的信任.文章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角度利用进化博弈的方法对制度影响下的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实际博弈中,制度的影响可以改变博弈的结果,可以抑制机会主义,使供应链联盟伙伴间的交易着眼于长期利益,为供应链联盟规避风险,实现长期合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