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灰色关联方法的收入、年龄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分析

立足于居民收入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两个视角,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不同层次收入群体及年龄结构差异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期消费整体偏低,中年期消费倾向于居住支出方面,青少年期消费与教育支出存在较大关联;从区域来看,高收入地区老年期人口消费不足,中、低收入地区的经济环境制约中年期人口的消费水平;从居民收入差异来看,整体上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倾向于基础生活保障方面,中、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更多体现在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及教育娱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消费产品上。总体上,缩减居民收入差距及提高老年期人口消费比重是改善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转移模式与地区差距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地区效率差异和劳动力迁移成本的两部门两地区模型,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福利效应及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地区效率差异以促进产业转移,或降低迁移成本以促进劳动力流动,都可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并提高经济总体产出;由于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低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产业转移,而高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劳动力转移政策,因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两类政策不能相互替代;当工业化水平提升或地区效率差异扩大导致劳动力流动需求增加时,如果不进一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地区间收入差距会扩大,从而形成劳动力迁移与地区差距扩大同时发生的“谜题”。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两类思路并不存在内在逻辑冲突,不应将二者对立,需要采取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提高欠发达地区发展潜力相结合的措施。     

创新、人力资本与城镇劳动收入差距

基于CHIP2002年、2013年和2018年城镇劳动者的数据研究发现，创新活动会扩大中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差距并且是除了教育和年龄以外最为重要的贡献因素，但扩大作用在不断减弱，表现为单位GDP专利授权数每提升一个单位导致劳动收入的Gini系数上升幅度下降。此外，创新活动主要通过禀赋效应使高收入人群内部的劳动收入差距扩大，且没有证据表明创新活动会通过歧视效应扩大低收入群体相对其他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差距，更没有证据表明创新活动会将低收入劳动群体挤出劳动力市场。创新活动通过与年轻劳动者或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结合，使高收入人群内部的劳动收入差距扩大。     

二元经济结构下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文章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对我国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共同作用,构造了一个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拥有庞大数量的低收入者是我国收入差距保持较高的水平的主要原因。在目前缺乏有效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是增加二级劳动力市场上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有一个合理的区间,超出临界值,最低工资会扩大收入差距。     

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

财税政策在不同的分配环节,通过相应的作用方式,不断促进收入分配机会、收入分配过程和收入分配结果公平。从地方角度来说,财税政策更主要地在分配机会公平和分配结果公平方面发挥较大作用,亦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相同的教育、医疗保障和就业机会,同时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教育深化、社会资本差异与我国代际收入公平——新"读书无用论"引发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高度关注代际收入公平问题。通过子代收入决定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高、低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时子代的预期薪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代际收入公平。教育深化在为不同收入家庭的子代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预期薪水下降等知识失业问题。在当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建立、就业方式还存在双轨制的条件下,高收入家庭的子代更可能依靠其父代较高的社会资本来谋求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这无形中扩大了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收入差距,致使教育在促进代际收入公平方面的功能日趋减小。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政策分析与路径选择

本文提出，今后我国在制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政策时应该考虑的路径选择是：努力扩大二、三产业的就业规模，增加城镇就业的总量；建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使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的格局逐渐得到改变；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为相关政策的调节提供基础资料。     

分层次调节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居民总体收入逐渐增加的同时，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由此形成了高、中、低三个不同的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是我国居民消费的领先者和示范者，应提高其消费倾向，鼓励其进行投资；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消费的中间力量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主体，应稳定其消费预期，提倡消费信贷；低收入群体是现期消费的弱势群体和未来消费的强大群体，主要应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其收入水平。     

代际收入传递的经济学分析

在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调整中,由于代际收入传递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不容小觑,而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文章基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阐明了代际收入的传递机制,并以微观调查数据作为代际研究样本,选取经典的代际收入模型来测算代际收入弹性,同时使用明瑟收入方程来测算人力资本回报率。结果表明父辈收入差距不仅导致子辈间的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同时也形成了子辈间人力资本的回报差异,高、低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于中等收入家庭,代际收入的"马太效应"存在。     

劳动力流动为何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存在房价门槛,且存在二重房价门槛。当房价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1 350元/平方米）时,劳动力流动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当房价位于第一个门槛和第二个门槛（3 772元/平方米）之间时,房价依然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减弱,降低幅度大约为7587%;当房价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不再显著。     

普及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来自CLDS村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于互联网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群体上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小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社区（村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内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占比提高不仅能显著提升平均家庭收入水平,而且会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验证了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当普及程度小于0.4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当普及程度大于0.4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当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着重提高弱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推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功效,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     

关于增加湖北省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调查与分析(下)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是同无数中等收入的形成和壮大联系在一起的，也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跃迁、不断完善密切相关，特别是中等收入的特质及其影响力，是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的。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收入水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新的注解。     

关于增加湖北省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调查与分析(上)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是同无数中等收入的形成和壮大联系在一起的，也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跃迁、不断完善密切相关，特别是中等收入的特质及其影响力，是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的。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收入水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新的注解。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向何在?

收入差距过大是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而收入差距问题又突出表现在阶层差距上,高收入阶层与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并且继续扩大令人忧虑。垄断行业的绝大多数员工是中等收入阶层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分配改革的矛头指向所谓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错误的。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即"提低、扩中、调高"。     

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对重庆市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重庆十一大社会阶层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也比较明显;阶层间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五级“金字塔”结构。各阶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社会上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和性别,文化程度对社会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应促进社会公平,改善阶层内部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并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调整收入结构。     

从和谐社会建设视角论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扩大

从当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特征来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异与和谐的关系，制定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只有这样，社会将会更加稳定与和谐。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机会公平,通过采用1989年至2009年CHNS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强弱进行考察后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农村中间阶层更易向下流动,更易跌入社会的底层,而难以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受教育年限、年龄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在完善劳动力市场、增加教育支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收入流动性,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现状。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收入分配的演化北大核心CSSCI

根据理论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收入份额和差距的影响,之后对两方面的实证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1)对全部企业的回归表明,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收入份额,而对出口企业而言,没有显著的降低或提升作用,而加入WTO扩大了出口企业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其对于全部企业而言,没有明确的效应,总之,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收入分配具有消极效应。(2)出口企业劳动力收入份额低于非出口企业,其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差距大大超过非出口企业。企业出口强度越大,劳动力收入份额降低得越多,其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收入差距越大,因此,在出口企业内,要素收入分配向资本方倾斜。     

河南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收入分配,涉及社会的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事关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尽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成为扩内需保民生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城镇化步伐,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