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方法推进有序用电——秀洲区刨建企业能源利用绩效综合评估体系

嘉兴市秀洲区通过创建企业能源利用绩效综合评估体系,创新工作方法,科学评价,突出重点,上下联动,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有效地推进了有序用电工作。实施创新办法的2011年,全区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6．8％,比上年度多下降约2个百分点,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秀洲区的这一做法,副省长毛光烈作了充分肯定,并指示：“秀洲区的做法,值得全省借鉴”。     

“中画光伏科技城”落户嘉兴秀洲区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地处长三角地区核心腹地,距“上海经济圈”、“杭州湾经济圈”和“太湖经济圈”均在100公里以内,区位优越,交通便捷。高速公路及跨海大桥在秀洲区形成的“三横三纵三桥”及“四空四港”构成的海空联运运输网络,让秀洲与世界快速联通。     

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特色区建设

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浙江省环杭州湾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带发展战略的推进，嘉兴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秀洲区又快又好发展的机遇期已经到来。面对“十一五”时期，秀洲区委、区政府提出了着力打造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特色区、努力建设现代化商贸物流集聚区、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先行区和打造“平安秀洲”的总体定位。而在实现“三区一平安”的进程中，工业经济的发展起着基础性、引擎性的作用。因此，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统领，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切实加速秀洲区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步伐。     

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法律措施研究

<正>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部分,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平台经济为基础和载体,两者密不可分。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提升国际竞争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和巨大潜力。随着数字经济从“数字平台阶段”迈向“数字智能时代”,产业生态化特点更加凸显,相应治理体制机制应从“条块”升级为“生态”。     

衢州工业稳扎稳打交出高分报表

<正>全市2022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增长41.1%,均居全省第三;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亩均增加值等增长率均居全省第一。衢州市扎实推进畅循环稳工业、稳企业强主体攻坚行动,全市工业经济实现了逆势上扬、稳走向好。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居全省第三,增幅从年初的全省末位逐月回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增长41.1%,居全省第三;工业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6.3%和60.3%,均居全省第一。     

从“追光”“聚光”到“发光” 嘉兴市秀洲区全力打造光伏产业集群

<正>截至目前,光伏大脑用户已覆盖全国28个省（区、市）,服务光伏电站接入系统超8000座,设备接入突破2.3万台;在全省率先完成21个数据模型的归集和编目,能力组件18个,光伏电费线上结算超2.2亿度,金额超1亿元,折合减少碳排放3000多万吨。今年以来,嘉兴市秀洲区将“打造产城高度融合、城乡高度融合的现代化主城区”作为建设新目标,持续优化全区主导产业结构,积极探索光伏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路径,     

“两区”建设正当时

<正>开年,浙江迭代升级“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政策包,强化数智赋能,提出支持未来产业先导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等“两区”建设,积极发展未来产业与打造数字经济高地。未来产业先导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可谓相辅相成。瞄准一个“未来”,紧扣一个“数字”,二者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布局产业发展。当下,“两区”建设面貌如何？     

数字经济、创新螺旋与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研究

数字经济改变了现有产业模式,促使产业链由传统生产者主导向新兴消费者主导逆向转变,重构产业链新格局。基于2017—2022年投入产出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结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行统计分类,采用PSM、渐进DID方法,聚焦数字经济、创新螺旋与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链中心度和中介度,促进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提升;二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数字产业化的推动作用强于产业数字化;三是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存在区域异质性、时段异质性和“卡脖子”行业异质性;四是数字技术“创新螺旋”效应承担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通过“创新螺旋”效应有效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据此,提出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树起中国智造的浙江标杆 浙江“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实践

<正>浙江省贯彻落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围绕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目标,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和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升级版,创新打造“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发展模式,助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是以“产业大脑”为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数字底座、以“未来工厂”为引领组织形态变革的“基本单元”、以数据驱动两者持续双向赋能和迭代升级,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发展路径。早在2021年2月18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就提出将“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建设成为数字经济系统的核心场景,重塑适应数字时代新型生产关系,全面推动数字经济生产力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促进：“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辩证思考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辩证统一。本研究聚焦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两大发展战略，构建省际共同富裕指数，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做大蛋糕”,并能在“分好蛋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蛋糕”做大；数字经济能够“分好蛋糕”是以“做大蛋糕”为前提的。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数字经济促进“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中介变量，创业活跃度仅是数字经济对“做大蛋糕”的中介变量，对“分好蛋糕”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同时，数字经济对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内部构成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既需要推广数字技术，打造创业平台，调整产业结构，也需要完善房地产政策和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     

全力加快建设“两富”现代化田园新秀洲

近年来．嘉兴市秀洲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浙江省、嘉兴市党代会精神．按照省委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加快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以及嘉兴市委推进“三城一市”和“两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研究确定以平台建设年、项目推进年、效能提升年“三年”活动为工作主抓手．着力推进经济稳增促调、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全力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田园新秀洲。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途径与作用实证研究

数字要素作为近年来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资本,已成为驱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包含“新发展理念”多维属性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度了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西藏除外)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结合各省份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建立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创新、协调、共享”水平,但是对“绿色、开放”作用不显著;再次,创新的赋能效应最大、共享最小;最后,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作用最大,东部和西部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未来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与“双链”融合驱动模式转换

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施路径,现阶段我国亟须从产业链“拉动”创新链转变为创新链“推动”产业链的融合模式,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选取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和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建立相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是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并且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增强创新链“推力”,从而推动我国“双链”融合模式转变;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增强东部地区创新链“推力”和中部地区产业链“拉力”,展现出良好的促进“双链”融合作用,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资源挤占问题会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有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厘清产业演进发展规律,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来自277个城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生产和交易效率,促进外资流入,有助于实现“稳外资”战略目标。文章采用2011—2019年间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水平对外资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外资流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政策连续、处于东部和中型规模的城市中,数字经济水平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更显著。文章的发现为新时期下继续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实证依据,为“稳外资”和打通国内国外双循环提供了路径参照。     

数字化转型的无锡实践与优化路径

数字中国建设，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无锡市积极探索以推进“数实融合”为导向，以“数字经济”“数字生活”“数字治理”“数字协作”和“数字生态”为抓手的无锡模式，为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提供无锡经验。文章在梳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和成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存在的短板，从优化落实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培育数字生态的良好格局、持续激发数字经济产业活力和强化创新性政策优势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析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其数字经济的空间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其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识别影响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从空间演化格局看,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失衡发展问题较为严重,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和“内高外低”特征。从空间相关性看,北京、天津和廊坊呈现出“H-H”型空间聚集特征;邯郸、邢台和衡水表现为“L-L”型空间聚集特征。从空间影响效应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对本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人均GDP、城镇就业人数、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技术进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从空间异质性检验看,城市规模异质性显著影响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的陷阱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此文所讲的“数字化”不是指技术意义上的数字化，即“将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数字化模型，把它们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引入计算机内部，进行统一处理。”而是指经济研究过程中不断使用数字说明问题的过程。经济研究中使用数字是个趋势，而且越来越重要，唐&#183;埃思里奇在《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中甚至说到“一些研究活动由于得不到或不能使用适合的数据而不可能进行”。虽然数字是个好东西，但若使用的数字“不适合”，或若适合的数字使用不当，也非常容易出现问题，这样的问题或可称之为“数字化”的陷阱。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