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借贷行为*——家庭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真的存在吗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度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家庭是否存在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研究表明：（1）收入不平等并不是影响家庭是否借贷的主要因素,但是对家庭的负债规模存在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2）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并不会促使中低收入家庭寻求借贷或提升家庭负债规模,我国家庭并不存在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进行借贷的动机;（3）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有利于高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正规金融借贷,中低收入家庭则会较多地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借贷;（4）户主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经济特征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特征均是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因素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金融借贷的伪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增长:城乡与区域差异

金融借贷不仅能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刺激消费,而且通过心理预期的伪财富效应也能影响消费。研究在对金融借贷的伪财富效应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考察金融借贷伪财富效应对消费影响的城乡和区域差异。研究表明,金融借贷产生的伪财富效应显著增加了居民消费,但农村居民借贷伪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相较于城市居民更明显,中部和西部区域伪财富效应的影响也相较于东部地区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城乡和不同区域的居民借贷可得性及成本差异造成。进一步区分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伪财富效应进行检验,发现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借贷约束、金融素养与中国家庭股票市场“有限参与”之谜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借贷约束与金融素养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并验证了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会缓解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1)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重要因素。与无借贷约束家庭相比,借贷约束降低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尤其是通过借贷方式参与股市的意愿,同时也降低了股市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长;(2)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股市参与的重要因素。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长,并增加了家庭股票市场获利的可能性;(3)随着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家庭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意愿和参与规模的抑制作用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与消费金融市场改革,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引导家庭合理配置股票资产,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的不断增长。     

住房价格不平衡对我国财富分布格局的影响研究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对我国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房屋财富差异影响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典型事实，基于房价上涨、房屋财富升值与财富不平等程度加剧的理论逻辑并利用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不平衡将会加剧同类型家庭内部、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严重恶化我国财富分布格局。家庭财富积累动机与房价水平的双重差异是造成同类型家庭内部财富不平等的核心因素，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与房价水平的双重差异是导致不同类型家庭之间财富分化的关键成因。数值模拟显示，降低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缓解财富顶层集中、有效管控住房投资行为、切实降低消费性住房购买压力等措施，对我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改善财富分布格局具有积极意义。     

财富不平等会阻碍金融助推共享发展的实现吗——基于金融排斥视角的实证检验

提高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是金融助推共享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检验了财富差距扩大对居民金融排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富差距越大地区的居民面临金融排斥的比率也越高,财富差距对以投资类金融排斥和融资类金融排斥衡量的细分金融排斥指标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居民家庭面临金融排斥的概率随着财富分位数的上升而单调递减,财富差距扩大还会通过抑制金融知识和社会资本渠道提高居民家庭面临金融排斥的可能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财富差距对贫穷、低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居民的金融排斥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缓解财富差距对金融排斥的影响。本文相关研究基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视角,为提高居民金融可得性、降低金融排斥和促进共享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理论和经验解释

本文通过借鉴霍姆斯特姆-梯若尔(Holmstrom和Tirole,1997)模型,构建了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并在克拉克、许和周(Clark、Xu和Zou,2003)的分析框架基础上,运用我国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金融规模扩大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负面效应,而金融效率提高却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从短期看,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对促进金融发展、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水平估算——基于分组数据下隐性收入的测算与收入分布函数的选择

针对当前关于收入不平等程度估计的争议,本文设计了隐性收入估计方法和收入分布函数优劣判别方法。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城乡家庭隐性收入规模一般在20%左右,城镇高收入户隐性收入最高,隐性收入规模达到了70%以上。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大于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两者均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目前全国居民家庭基尼系数超过了0.5。要正确认识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关注高收入者的收入膨胀,利用有效方法揭示高收入者的灰色收入规模,坚决打击非法所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过快扩大的趋势。     

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以及中国银保监会提供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数据库,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可以有效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银行竞争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家庭创业的概率就会提高0.126个百分点。通过对机制路径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既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家庭创业,也会通过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促进家庭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银行竞争对生存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小于机会型创业,对低技术创业产生了促进作用,对高技术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当加强银行监管后,银行竞争更有利于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     

数字金融如何改善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基于家庭正规信贷配给视角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正规信贷配给视角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缓解了城乡家庭正规信贷配给,且相较于城镇家庭,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农村家庭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与需求型信贷配给产生更大影响,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第二,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农村家庭贷款期限匹配度,提升农村金融市场服务效率;第三,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城乡家庭借贷渠道正规化,改善中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第四,现阶段,数字金融发展对降低农村家庭生产经营贷款的融资成本、促进其生产经营借贷渠道正规化的作用有限。本文为改善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疆兵团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新疆兵团农户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在新疆兵团特殊的金融供给制度下农户借贷行为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种植规模、农业支出、金融供给制度对农户正规借贷具有正向影响,而地区差异则对其具有负向影响;种植规模、非农业经营支出、家庭资产状况、子女教育支出、借款用途对农户非正规借贷具有正向影响,而非农业经营收入、受教育年限、社会关系则对其具有负向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劳动力流动既可以提高农户获得互联网金融借贷的概率，又有助于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金额，从而缓解农户家庭流动性约束。二是劳动力流动可以扩大家庭交际范围和社会网络关系，从而对农户社会资本产生正向的影响。三是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劳动力流动既可以直接促进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可获得性和金额，又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社会资本—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这一中介机制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可获得性和金额产生间接的影响。四是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直接影响和通过社会资本渠道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间接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和低资产农户家庭中成立。本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参与度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金融借贷对农户消费的虚拟财富效应——基于消费分层视角

金融借贷对消费的真实财富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其虚拟财富效应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本文阐述了金融借贷虚拟财富产生过程及其影响消费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对金融借贷虚拟财富水平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金融借贷对农村不同消费群体的虚拟财富效应。结果发现,虚拟财富对不同农村消费群体均产生了积极的助推效应,随着分位点由低向高移动,虚拟财富效应呈现梯次递增分布;与收入、资产等真实财富相比,虚拟财富的引致作用更为突出。本文拓展了金融借贷财富效应的研究边界,为分析消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金融素养对我国家庭养老规划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养老规划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养老规划意识薄弱,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已明显超过家庭养老,但养老方式单一化问题严重。提高金融素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进行养老规划,且该促进作用并无城乡差异,但对女性户主家庭作用更大。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家庭越倾向于选择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和多样化养老方式,家庭养老的可能性越小。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提高养老规划的可能性,同时驱动家庭更多地选择自我养老和多样化养老方式。     

金融素养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山西省平陆县农户的微观数据

农村金融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有效缓解农户的资金短缺,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素养作为农户参与金融市场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研究通过对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农户的调研数据,发现样本农户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群体内差异大,金融知识相对不足,但有较高积极性参与金融市场。为进一步探究金融素养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构建了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户的金融素养与其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可能性成正比。此外,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风险偏好均对借贷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出提高农户金融素养水平,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强立法及监督机制,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等政策建议。     

农户产权抵押借贷行为对家庭福利的影响——来自陕西、宁夏1479户农户的微观数据

本文运用Tobit回归方程测算陕西、宁夏农村产权抵押试点地区农户产权抵押融资借贷行为对家庭福利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户产权抵押借款对农户的家庭年收入、非农收入、生活消费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改善了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其中对生活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借贷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影响不显著。研究还发现,土地经营规模、房屋价值、家庭经营类型对农户家庭收入及支出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模式发展,加大宣传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扶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金融素养与家庭负债——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10年和2011年"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家庭负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家庭对贷款产品不了解,金融素养普遍较低;教育程度与金融素养存在正相关关系;男性的金融素养高于女性的金融素养。实证研究还发现:金融素养高的居民家庭更可能持有负债和偏好通过正规渠道借贷,但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减少过度负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首先,应客观认识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家庭金融素养比较低的现实及其在微观层面对过度借贷的影响;其次,开展金融教育应因人而异,因为金融素养在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人群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最后,任何涉及到居民家庭的金融政策(如养老保险的改革、普惠金融的推进等)都不应忽视金融素养的影响。     

中国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学术界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形成原因还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收入来源来看,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年金都成为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家庭间转移性收入、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从家庭特征来看,城乡、地区和教育水平差异都是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因素。上述问题导致某些弱势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这表明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机制存在偏误。据此,本文提出推进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扩大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企业年金等转移性收入的覆盖面,对弱势群体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通道等政策建议。     

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用最大化。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价值最大化。研究发现：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对风险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且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果稳健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主要通过改善储蓄账户数目及家庭对金融知识关注程度两个渠道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身体健康、高等收入水平及高等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关注度;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政府应积极开展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工作,持续推进移动支付健康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减少家庭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