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主导型发展视角下的参与式扶贫研究——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本文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反贫困问题为研究对象,从成因型贫困着眼,以能力提升和权利拓展为目标,提出在新形势下,赋权参与式扶贫是肃南县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主要模式选择。并基于社区主导型发展(CDD)的视角,对肃南县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步研究。     

社区生态旅游的中国本土化发展综述北大核心CSSCI

社区生态旅游(CBET)聚焦于欠发达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社区权益,在国际社会已形成相对成熟、不断进化的知识领域,是边远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形式。历经20年积淀,厘清CBET发展的中国本土化路径与特征既是对当下扶贫实践需求的呼应,又可为国际CBET研究提供中国经验。中国CBET特征包括:(1)外源性推进。从NGO外部推动向政府内在推进方向发展;(2)多源性发展。从国际流行的近景区-生态富集型CBET向自景区-文化富集型CBET拓展;(3)社区主导型强社区参与模式非主流,政府主导型依然为主流,但政府变革与权利界定已受关注;(4)以土地为代表的社区权益保护是中国CBET发展元问题;(5)CBET扶贫要坚持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综合面向,并以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促进贫困、文化富集型CBET发展。     

反贫困的金融政策选择

反贫困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投入资金。目前对反贫困的资金投入方式主要有: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信贷扶贫)。前者带有政府转移的性质,基本上是无偿的投入,而后者是按照一定市场原则,是一种开发式扶贫,即资金的使用要有效益,并可以按照市场利润反映出来。本文主要是从后者的角度来讨论反贫困问题。首先对可以利用金融手段扶助的贫困对象进行分析,接着重点对政府利用金融手段反贫困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给出了一个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利用该分析框架对我国目前的反贫困的金融政策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反贫困的金融政策选择

反贫困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投入资金。目前对反贫困的资金投入方式主要有：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信贷扶贫)。前者带有政府转移的性质，基本上是无偿的投入，而后者是按照一定市场原则，是一种开发式扶贫，即资金的使用要有效益，并可以按照市场利润反映出来。本文主要是从后者的角度来讨论反贫困问题。首先对可以利用金融手段扶助的贫困对象进行分析，接着重点对政府利用金融手段反贫困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给出了一个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利用该分析框架对我国目前的反贫困的金融政策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西部农村反贫困范式转换的制度分析

近几年来,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普遍性的极端贫困状态基本消除.同时,由于传统反贫困制度路径依赖特性的存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缺失以及反贫困制度初始界定的非均衡和歧视性,传统的农村反贫困模式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作用,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返贫"压力依然很大.目前,我国农村反贫困陷入了制度性陷阱,实现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范式的转换仍然面临着制度困境,这要求我们不得不反思传统反贫困模式的弊端,对现行政府主导型的农村反贫困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回顾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扶贫进入攻坚阶段,伴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出台,我国政府推出了包括整村推进、产业开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专项扶贫措施,以及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扶贫相关政策。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反贫困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反贫困,但仍然存在瞄准机制不准确、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低等问题。     

恭城红岩村生态扶贫调查分析

生态扶贫是在贫困地区实施的一项具有扶贫和生态建设双重任务的新型反贫困模式,这对于促进贫困地区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分析了生态扶贫的基本内容和我国扶贫发展的基本历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生态扶贫典型案例—恭城红岩村进行了调查分析。     

农村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行动研究——以榆林市L村为例

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是强调政府力量、社会组织(NGO)力量以及社区自身力量的有效结合,是近些年在农村扶贫开发领域推行较广的一种模式。本文聚焦于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在榆林L村的实践,根据模式在社区准备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模式修正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包括前期信息的扩散、推选村民的代表性、村民的群体压力和领导压力、社区组织的培育、村与村的互助网络以及村里村外的互助小组等,期望使社区主导型发展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有效的实践模式。     

中国扶贫之路的内生逻辑、历史进程及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为指导,中国的扶贫之路已走过70年的风雨历程.扶贫宗旨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以老百姓填饱肚子为目标,到今天的不仅让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还要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以及住房安全等方面有保障.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为2019年底的2％.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反贫困奇迹.中国的扶贫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善和发展之路.2020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也是下一阶段扶贫之路的起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巩固胜利果实、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与检验机制,下个征程,中国扶贫之路再出发.     

赣南苏区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研究——以X县为例

随着我国扶贫事业的推进,目前已经进入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截至2018年底,我国尚有贫困人口1660万人,为完成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逐年增加,因此,对扶贫资金的投入效益进行研究具有实践意义。反贫困一直是全球研究的热点问题,将平衡计分卡思想引入精准扶资金绩效评价,以X县为例构建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为赣南苏区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提供参考,以及为赣南苏区反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西南四省市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户收支结构变动对反贫困需求影响的研究

介绍了西南四省市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民的收支变动情况,分析了出现这种变动趋势的原因及对当地反贫困需求的影响.从收支水平看,西南四省市的反贫困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从收入结构看,增加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是反贫困的重要途径;从支出结构看,丰富贫困人口的精神生活不容忽视.提出了西南四省市反贫困的战略.     

对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政府在扶贫上的一系列政策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推动了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回顾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历程,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新挑战,并为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做好精准识贫 推进精准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反贫困问题一直是一项攻坚战,随着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使农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遏制了贫困人口的增长,而且为政府实施反贫困战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进一步让贫困地区发展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国在2012年全面推行精准扶贫战略。精准扶贫在"十三五"期间是决战决胜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精准扶贫即是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在整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精准识贫尤为重要,文章将全面分析精准识贫在精准扶贫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做好精准识贫,推进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     

中国反贫困的商业化模式探索

我国扶贫政策已经实施了30余年,反贫困措施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方式效率逐渐在降低,因此,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健全的背景下,有必要探索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商业化扶贫模式.     

“互联网+农业”与公益扶贫相结合模式的绩效问题分析——以湖北省X市T村为中心

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为我国农业发展与公益扶贫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通过互联网平台,建构起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对省级贫困村X市T村进行扶贫干预,并进行随机对照实验,采用OLS多元线性回归和独立样本的t检验对结果进行讨论,考察了"互联网+农业"与公益扶贫有机结合模式应用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该模式不仅能有效推动X地区的精准扶贫、减贫脱贫工作,还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变迁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目前面临的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从国家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城乡二元格局的不平等机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迁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重构问题是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关键.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扶贫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合理的信贷扶贫体制;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中的作用.     

战后东亚经济高增长时期的外经贸战略及其启示

日本实施“外贸主导型”对外经贸战略,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则奉行“外资主导型”战略,两种外经贸战略均给日本等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他们先后进行了外经贸的战略调整。日本等东亚各国(地区)的外经贸战略及其成功转型为我们提供了确立全球化发展理念、推行R&D国际化战略、制定海外投资战略以构建海外生产体系等重要启示。     

大数据支持下脱贫攻坚可行性路径研究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扶贫工作带来了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大数据思维与精准扶贫的理念不谋而合,利用大数据支持,构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现路径已经成为新时期扶贫工作的必由之路。本文对大数据与脱贫攻坚的契合点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大数据支持下脱贫攻坚的可行性路径。     

中国农村反贫困绩效的推动因素测度及分解:1978-2014

本文利用《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数据分阶段对农村反贫困绩效的推动因素进行测度和分解,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978-1985年,农村贫困率下降主要得益于土地政策的内生性改革;1986-1993年,农村贫困率仍在迅速下降,经济增长因素起了主导作用,但边际收益在下降.尽管在1994-2000年,农村地区实施了开发式扶贫与社会救助“双轮驱动”的反贫困模式,但贫困率下降幅度不大,从贡献率来看,主要是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被分配因素的不合理带来的负向效应部分抵消.2001-2014年,农村贫困率有小幅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因素对贫困的降低程度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是由于扶贫瞄准机制所发挥的收入分配效应不高,导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要素的复合贡献率在下降.纵观农村三十多年的反贫困战略和路径,本文发现,经济增长因素是主导,随着贫困率和贫困缺口率的反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因素缓解贫困的贡献率将会上升.政府应从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尺度上来优化农村反贫困的策略和路径.     

西南四省市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户收支结构变动对反贫困需求影响的研究

介绍了西南四省市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民的收支变动情况,分析了出现这种变动趋势的原因及对当地反贫困需求的影响。从收支水平看,西南四省市的反贫困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从收入结构看,增加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是反贫困的重要途径;从支出结构看,丰富贫困人口的精神生活不容忽视。提出了西南四省市反贫困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