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既遂的标准

我国刑法理论学界提出的犯罪既遂认定标准,无论是“犯罪结果发生说”、“犯罪目的得逞说”,还是“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都有其不科学、不合理之处,不能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本文在对所有犯罪进行类型化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立法例,提出了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特定的危害行为的完成或特定的危害结果的发生。     

论盗窃次数的认定及盗窃数额的计算

<正>盗窃次数与盗窃数额直接关系到盗窃罪成立与否及量刑的幅度。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白与缺失,致使司法实践中的许多盗窃犯罪因难以认定而存在惩治障碍。笔者以一则盗窃案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盗窃次数与盗窃数额的认定问题。一、案情简介2011年2月1日23时许,犯罪嫌疑人兰某伙同张某、詹某、吴某经预谋来到被害人黄某承包的建筑工地,窃取     

盗窃他人占有之本人财物的行为的认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将盗窃他人占有的本人财物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理论界从两个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并引发了盗窃罪客体“所有权说”和“占有说”的争论。实际上,无论是“所有权说”还是“占有说”,均有其缺陷。要解决这一问题,理论和实践都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的本土资源。     

“窃电”行为构成诈骗罪之分析研究

在法律意义和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将窃电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窃电行为也层出不穷，其行为表现也日趋复杂，因此对窃电行为的认定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虽然主流观点是认为所有的窃电行为都构成盗窃罪，但是认真的分析一下该种认定显然是很偏颇的。文中就是从犯罪对象的定性、电费给付请求权以及行为人取得财产的最终手段等角度对窃电犯罪进行分析，从而认为部分窃电行为应该构成诈骗罪。     

浅谈“扒窃”入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包括的五种情况(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即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门槛。考虑到实践中的可行性,扒窃应当入刑,但不宜一律入刑,若对"扒窃"作出次数限制性的司法解释更为合理。"多次盗窃"不包含"扒窃",二者之间明确为彼此独立的关系。     

经济学视角的盗窃犯罪分析

本文在法律经济学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利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和博弈分析及利润最大化原理,对盗窃犯罪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盗窃罪最佳制裁方案的设计,求出阻止盗窃犯罪的有效解,避免社会福利损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扒窃入刑”问题的理论探讨

众所周知,扒窃犯罪在我国一直处于高发态势,且与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密切相关。《刑法修正案（八）》在盗窃罪中增加了扒窃等行为类型,加大了打击力度,严密了刑事法网,另一方面也给盗窃罪的理论和司法认定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现有刑法修正案在实际运用中不够完善,打击“扒手”发生了矫枉过正、逍遥法外两类极端情况,亟待完善。对于扒窃行为来说,由于《刑法修正案（八）》中未设定数额或情节的要求,使得司法实践中扒窃犯罪的追诉标准不规范、不统一的问题相当突出;扒窃入罪如何实施,各种学说纷呈;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厘清。     

许霆再申诉引发的案情解读与法律思辨

一、关于许霆案2007年11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许霆犯盗窃罪,又因为是"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在1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法院判处许霆无期徒刑。二审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其五年有期徒刑,罚金两万元。有关许霆案,各种媒体上都有相关报道,我就不再重复。今年5月,许霆再次向广东省高院申请再审,对当初的账单有疑义当年取款账单是1:1000记,明显错误,所以据此认定的盗窃数额也同样如此。     

“偷换二维码”非法占有财产行为的定性问题研究

“偷换二维码”是区别于传统侵财手段的一种新型财产犯罪行为，为了对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首先即需对其进行准确的定性。而当前的学术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偷换二维码”行为的定性仍存在盗窃类犯罪与诈骗类犯罪的较大分歧，甚至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极大影响司法的公正。为解决这一现实困境，应当在对“偷换二维码”案件中的争议焦点，如被侵犯财物的占有归属、受害人角色的认定以及处分意识和处分行为的有无等问题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再对理论界中关于“偷换二维码”行为定性的各种观点进行总结和批判。最终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偷换二维码”案件中的财产性利益系归属于店家，且顾客以及店家在整个“偷换二维码”行为体系之下并不存在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与意思表示，而只能以盗窃罪的逻辑结构对该行为进行整体评价。     

关于提高河南省盗窃罪定罪数额标准的思考

河南省规定的盗窃数额过低，这个标准已经沿用了十几年了，该标准已经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容易扩大打击面，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提高我省的盗窃罪的定罪数额。     

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认定探讨

本文探讨了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认为作为特殊的诈骗犯罪,其起刑点高于诈骗罪,"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应高于诈骗罪,并且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标准应通过具体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避免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认定、量刑档次上产生分歧,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     

红头文件下的“特区”？

“如果发生的行为在当时不算犯罪，现在规定它属于犯罪，那还按过去条办；如果它在当时属于犯罪，现在不认定为犯罪，按从轻原则，它现在不属于犯罪。”     

由盗窃罪客体引起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产关系上出现了许多所有权与占有分离的现象,也出现了许多盗窃违禁物品,盗窃他人占有自己所有物的现象。而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盗窃罪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对于上述情况利用现行刑法理论是无法解决的。通过分析有关盗窃罪客体的相关理论,得出应当扩大盗窃罪保护法益的范围,即盗窃罪的客体应该是对公私财产的占有状态,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我国当前财产关系的新变化。     

也论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限——基于张明楷教授“平和-暴力”界分说的反思

盗窃罪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抢夺罪是指公然非法获取他人财物。传统刑法理论以"手段的秘密与否"作为划分盗窃与抢夺之间界限的标准,即"秘密—公开"界分说是完全合理的,符合我国刑法适用的基本情况。"平和—暴力"界分说以"手段的平和与否"用以区分盗窃与抢夺,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准确区分两罪,反而造成实践中刑法适用的混乱。对于以平和手段公然非法获取他人财物,应以抢夺罪论处。     

对盗窃数额累计计算的探讨

关于盗窃犯罪的有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九七新刑法颁布的初期，就通过了《关于审理盗窃犯罪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直沿用至今，长期以来一直是司法部门办理盗窃案件的依据，很少有人提出疑义。但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中有关盗窃数额累计计算问题是值得商榷的，种种疑问使笔者感到，有必要根据现行盗窃犯罪的特点及实际情况，重新探讨这一问题。     

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金融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的序位问题对本罪既遂与未遂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本罪的犯罪主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次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在犯罪既遂形态上,本罪既是结果犯,也是情节犯。本罪的既遂应当以非法占有目的下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志。     

试论亲属相盗

亲属相盗有别于一般盗窃行为,横向比较,亲属相盗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有一些特殊规定,究其原因,可以说中西法律存在某种暗合。我国法律对此种犯罪的规定不尽完善,本文在做一些简单梳理后,对亲属相盗提出一定的立法建议。本文通过对亲属间盗窃行为的主体及对象的分析,然后划定家庭成员或近亲属的范围以及近亲属财产和他人财产的界限,以提高司法实践中对近亲属行为认定的可操作性。     

关于有价证券用于行贿的探悉

一、办案实践中出现的不知如何认定犯罪的问题 在具体办案实践中，对于采用金钱、物品方式的行贿手段的案件办案人员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认定犯罪性质及定罪量刑的尺度上也较熟悉。但是，在认定采用有价证券行贿、用公司股份（干股）或者用上市公司发行的原始股份行贿的案件时。如何准确的认定行贿和受贿的性质等问题上就屡现撤销案件的情况。     

别养成“盗窃”自己公司的习惯——读《立即改正这些错误》

当个人财产以投资形式成为公司财产时，实质上已经进行了物权转移，这时如果你私自拿走这些已经属于公司的财产，在法律上就会被定性为盗窃。家族式企业最大的管理漏洞就是财务监管失控，其后果一旦被迫究刑事责任，罪名就是“盗窃罪”。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黄宏生这起典型的由家族监管漏洞造成的悲剧。     

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必要性之探讨

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特殊的犯罪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性早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危险犯最为环境犯罪的既遂标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无论从此类犯罪的特点还是我国的保护现状上看,我国都应在危险犯引入环境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