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天花板”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问题。围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路径以及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提供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从"天花板"效应的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的扩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的动态研究和路径选择问题的探索,目前仍是该领域的短板。本文旨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天花板"效应成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希望能为今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组织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但其身份、社会地位仍处于边缘地带。基于此,文章从组织和员工双赢的视角,以浙江省189名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组织支持对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和人力资本特征,组织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各个维度有正向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中牟县为例

本文以中牟县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新生代农 民工参加培训、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培训意愿、结合当地岗位需求与农民工职业特点设置培训内容、当地政府降低农民工职业培训成本实行补贴制方式、规范培训标准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积极性等具体应对策略。     

建筑施工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初探

当前,建筑企业正处于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为扩大内需而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给建筑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建筑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也在相应的提速。文章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提出了一些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对其市民转化的促进机理研究——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

相较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与职业能力,且普遍存在强烈的城市融入欲望。故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考察职业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促进作用,需考虑社会资本作为新型社会关系在其中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社会资本调节下职业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促进机理的理论假设模型,借助问卷调研进行计量分析,验证相关假设。结果显示,职业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促进作用及社会资本对职业能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调节效应均显著。鉴于此,应采取积极对策增强职业能力,优化社会资本转化渠道,提升社会资本水平,加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促进其向市民转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策略——社区工作完善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其城市融入问题也关系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点入手,总结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以及制约因素,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策略,即以完善社区工作为手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政府干预策略:困境与路径优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其职业发展直接关乎“中国创造”战略转型的实现.然而,政府的职业发展干预策略在促进其职业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却陷入了干预策略“碎片化”、培训供需错位、干预指导框架缺失的策略困境.要破解当前这种策略困局,需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干预框架,以整合、协调各项策略行动;改革培训供给机制,以平衡成本-收益来激发培训投资动机;创新与拓展干预服务项目、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干预的系统性、连续性.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现状与引导

农民工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也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他们在价值观方面展现出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比如,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职业发展意识,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挣钱不要命”;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而不是重新回到农村,等等.因而,应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问题,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关注“农二代”的职业规划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稳定性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的问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为规范也反映出许多风险和危机。     

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激励研究——以Y公司生产部门为例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以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生代产业工人注重维护自己权益。本文以印刷业Y公司生产部门为例,结合新生代产业工人的特点,从薪酬、职业发展、工作环境三个方面,探索针对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激励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调查及其社工介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工作初衷、工作经历、工作现状,研究其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特点、流动原因、流动途径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针对流动中存在的问题,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自身、企业、政府提出了建议。并从社会工作的视角,用资源获取、政策争取和行动鼓励等介入方法,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     

农民工代际差异再研究———基于工资决定和留城意愿的视角

文章利用2003年和2008年两轮城镇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从工资收入决定和留城意愿两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实证检验与时点间的比较。回归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决定与留城意愿两个层面并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农民工整体仍倚重职业流动来提升其收入水平。具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2008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但其教育回报率并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也没有随时间而"水涨船高";两代农民工均倚重职业流动来提高其收入水平,在2008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两代农民工在两个调查年度均表现出很高的留城意愿;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时点差异而非代际差异;迁移型职业流动不利于2008年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提高;除城市可提供的收入水平外,养老、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民工整体是否留在城市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分析与提升对策——基于长沙市的调查数据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就业质量低下。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就职于低层次的劳动岗位。这些岗位工资收入偏低、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水平低、职业发展机会缺失、工作稳定性差。认为应通过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健全企业民主管理机制等途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从而促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的金融需求调查研究——以保定市为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活跃,新生代农民工的金融需求呈现了逐步增长的趋势。为了能够更全面、更系统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展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我们团队就保定市10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与其中的一些农民工进行座谈,从而充分了解他们再金融需求服务层面中存在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基于电子政务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创新管理

国家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传递出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切。但目前城市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管理体制还很不完善，文章针对新生代农民的特点，从政府能否顺应电子政务发展、利用这一新的技术手段对农民工的管理进行了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在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困境,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最终的归宿问题,即发展为新型城市产业工人和新型农业产业工人,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之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民工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分化。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但是由于受政策、体制及社会舆论环境的影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和难题。对此，需要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研究和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主体，然而他们在就业过程中面临就业层次较低、稳定性较差、就业途径较窄、收入水平较低等困境。基于问卷调查所得到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因素的相关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主要有自身发展状况、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其中包括专业技能、文化程度以及就业观念在内的自身发展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最大，同时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保权益与实现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然而其社会保障的缺失给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困扰。建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和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在逐步放宽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养老、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项目是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利益集——以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是服务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在借鉴巴顾兹的自我调节态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利益集影响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概念模型,并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利益集各维度对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功能利益对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影响最大;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利益集对其任务绩效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但中介效应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