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偏好农户秸秆处置决策选择及政策启示*——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目的］秸秆有效处置需要政府和农户相互协作。文章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秸秆处置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并进一步解析不同偏好类型农户秸秆还田决策的约束条件。［方法］基于适度社会化个体偏好理论,通过分析政府和农户不同决策策略下的支付函数,采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农户和政府之间的动态演化模型,分析双方演化稳定状态的不同参数要求。［结果］（1）秸秆处置选择上,相对焚烧意愿强的自利型偏好农户,社会型偏好农户的还田意愿更强; （2）不同偏好类型的农户在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其偏好会发生挤入或挤出效应,即由自利型偏好转为社会型偏好或者相反。［结论］解决秸秆焚烧等现象的有效措施是促使农户偏好结构的转变,增加挤入效应,减少挤出效应。由此获得的政策启示是,加强政府政策宣传、技术推广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以及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培育,促使自利型偏好农户向社会型偏好农户的转变,对提高农户秸秆还田等农村环境治理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意义重大。     

农户化肥减量行为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山西运城地区苹果种植户调研

目的 在当前化肥施用过量并造成严重面源污染的背景下，需要厘清农户化肥减量行为困境并进行合理的机制设计，实现化肥施用量“负增长”的目标。方法 文章引入农户从众性行为、政府内源激励、外源激励，构建农户化肥减量行为动力机制理论模型，并通过演化博弈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 减量内生动力，农户从众性行为、减量禀赋间接正向影响减量行为，减量意向具有中介效应；减量外生动力，政府内源激励直接正向影响减量行为，外源激励在减量意向与减量行为之间发挥积极调节作用；仅在政府提供双向激励，策略（双向激励—化肥减量）才能演化为稳定状态。结论 增强农户减量内生动力，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和建设标准化果园，充分发挥减量外生动力，加大政府对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的宣传教育，尽快落实生态补偿等减量政策。     

邻里效应及其对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贵州省540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选取贵州省农户为调查对象,以3县3村为调查样本,以50米以内、100米以内以及小组内成员定义邻里,运用线性均值模型、logit模型等工具分析邻里效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将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区分为内生效应与外生效应。研究表明:(1)农地流转存在邻里效应,邻里效应显著影响了农地流转行为、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价格选择及方式选择等。(2)邻里距离越近对农户的选择行为影响越大。对于邻里效应的忽视,导致以往研究存在内生性偏差。(3)将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区分为内生效应与外生效应;其内生效应,即邻里的农地流转行为显著影响农户选择同样的行为;外生效应,即邻里的户主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土地数量、土地质量、劳动力状况等均对农户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充分发挥资深成员、党员、村干部、新型职业农民等的带头作用,积极开展土地整治相关项目,发挥小组的示范作用,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等为政策启示所在。     

我国加工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警源分析

本文对产生我国加工农产品质量安全警情的警源进行分析,把警源因素分为内生警源和外生警源,其中内生警源包括加工原料安全水平、加工辅料使用安全水平和加工技术安全管理水平,外生警源包括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水平、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和国家监管水平,并分别结合我国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农户增收和追赶效应：外生推动与内生发展

通过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进而拓宽农户致富渠道、推动农户持续增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分析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增收效应和追赶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从“外生推动”到“内生发展”的转化机制，以及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提低扩中”的追赶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增收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助力农户增收，并促进农户本地就业；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还能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推动企业创造，助力农户增收。第三，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者管理能力的调节下，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通过提高农户的经营能力与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实现农户收入增长“内生发展”。第四，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低收入农户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能有效降低乡村基尼系数与个体收入剥夺系数，助力低收入农户群体追赶中高收入农户群体，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养老模式选择偏好:影响、作用机制及群体差异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和农村劳动力流动性逐渐增强的双重背景下,探究劳动力流动“常态化”趋势下的养老模式选择偏好,对于科学有效应对农村人口养老问题至关重要。为此,文章基于2019—2020年针对四川、河南、湖南、湖北等10余个劳务输出大省的农村居民的问卷访谈数据,通过Probit模型研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行为对其养老模式选择偏好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影响差异。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一、农村劳动力流动能显著改变养老模式的选择偏好,具体表现为流动行为使得农村流动劳动力更加偏好于社会养老模式;二、机制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会通过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养老社交需求两条路径提升劳动者的社会养老偏好;三、代际差异和人力资本水平均会显著影响流动行为对社会养老偏好的效应水平,具体表现为年龄越小,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劳动者,流动行为对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越大。文章为认识未来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把握乡城流动人口养老的核心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实证研究

我国房价不断攀升,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采用居民非居住消费意愿作为消费需求水平的代理变量,利用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模型中添加政府支出为解释变量,研究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探究政府支出是否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政府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为了缓解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应制定相关政策,控制房价上涨,减轻有居住需求居民的购房负担。     

中介组织作用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基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检验外生型中介组织和内生型中介组织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行为以及参与程度的影响,为不同类型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建设提供经验与建议。研究方法:基于Logit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法。研究结果:(1)外生型中介组织对农户是否转入、转出农地决策及其流转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内生型中介组织对农户是否转入农地决策和转入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是否转出农地决策有负向影响,对转出程度的影响不显著;(3)外生型中介组织对流转双方的影响超过内生型中介组织的影响。研究结论:充分发挥外生型中介组织的作用,同时防止村集体强制推动农地流转;加强内生型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建立,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模式。     

自主创业视角的中国农民工转移就业研究

农民工规模扩大和城市失业人口增加的双重压力,使传统的乡村—城市外生转移模式难以满足农民工转移就业的需要。中国转型时期农民工创业的机会成本较低,创业意愿强烈。农民工创业通过社会网络的传导功能,形成强烈的创业示范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将农民工转移就业内生化。尊重农民工创业的自主性、优化农民工发展型创业环境、拓展农民工社会网络应成为政府扶持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着力点。     

碳汇经营目标下农户风险偏好对延长轮伐期的影响分析

基于浙江省5个县(市)21个行政村的211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测度农户风险偏好,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汇经营目标下农户风险偏好对延长轮伐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变量在10%的水平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家庭年总收入变量在5%的水平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林地面积和林地与村委会海拔高度在10%的水平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地块分散程度、林地实际经营面积和阳坡林地所占比例在10%的统计水平下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拥有较高家庭年总收入的高风险偏好者和不经营的林地面积大且较为集中的高海拔阴面林地更倾向于延长轮伐期投入到长期的碳汇收益中来。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对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的农户给予适当激励;在碳汇项目选择和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地块质量和农户基本特征的问题;建立健全林地流转体系,增加林地规模效应;建立方便快捷的碳汇评估交易平台,增强农户碳汇供给动力等针对性的建议。     

外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内涵分析——以湖南农业为例

本文融合外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理论,并结合湖南农业现状,具体分析了湖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并指明外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路径转化.     

湖北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以恩施州为例

本研究从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对湖北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效果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宏观政策法规等外生因素和成本收益剩余、劳动力素质基础、资源约束等内生因素共同作用,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从强化政府责任、建立分担机制和完善校企合作等方面提高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效果。     

公平关切视角下水利工程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控制权动态转移模型

为深入剖析社会资本内部控制权动态转移问题,将公平关切偏好纳入水利工程PPP项目控制权转移过程中,采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和仿真实验方法研究不同参与主体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博弈。研究结果表明：合理的公平关切度有助于提升社会资本间的合作;公平关切视角下,双方选择积极合作的概率与控制权转移比例负相关,与额外管理成本、剩余价值分享、惩罚力度正相关,与专业公司的积极合作成本不相关;专业公司倾向于通过提高更能带来直观公平感知的剩余价值分享来促进控制权的转移,对于投资者,只有当专业公司的努力水平和潜在收益达到了投资方预期,才有可能出让部分控制权激励专业公司。     

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效应

一、农业制度创新与农业技术进步机制的内在联系 经济研究成果表明,投入、技术、制度是实现农业增长的三个主要变量。其中,制度同投入、技术一起共同推动农业增长,是农业增长的内生变量;制度又对投入、技术起保证、激励、诱导等作用,从而成为投入与技术的外生变量。马克思十分重视技术与     

山东省政府支出结构、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关系分析——基于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

本文运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对山东省1980年～2006年①的数据进行了动态分析,分析表明: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表现为先挤出效应、再引致效应、最后回到挤出效应的"倒V型",而对农村居民的动态效应则表现为先引致效应后挤出效应,并且两者的引致效应均以1994年为节点逐年递减;城镇和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在区间0.6～1.1浮动,并且农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性支出则在1996年之后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引致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表现出挤出效应;政府转移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引致效应,并且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要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引致效应。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09户农村家庭的入户访谈调查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消费阶层农户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农户风险偏好视角的考察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农户风险偏好情境下的异质性讨论仍不充分。为此,在引入农户风险偏好因素后,基于2019年中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转移显著提高农地转出行为的发生概率,并且具有明显的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表现为风险厌恶型农户在面临劳动力供给约束时更倾向将农地转出,但该效应在风险偏好型农户群体不显著。此外,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文章认为应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农地流转的农户风险偏好情境依赖性,疏通农地流转的堵点,助力实现农业规模化。     

农业生产托管中的风险配置研究——基于反向租佃视角

农业生产托管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助于现代农业发展,但该模式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基于反向租佃视角,考察农业生产托管模式的契约本质,并由此分析农业生产托管模式中存在的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进而探讨不同托管模式下的风险形成机制及其配置方式。最后,分别针对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提出防范和管理措施。     

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加快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任务,社会参与是衡量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进程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以过度劳动为切入点,审视农民工社会参与低水平发展状态,并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中国农民工的过度劳动现象非常严重,68.10%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50小时,45.88%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60小时。②过度劳动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即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存在"挤出效应",在运用泊松内生处理效应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并运用2014年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重新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③过度劳动之所以会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可能是因为过度劳动会造成农民工心理压力过大、主观社会地位下降。     

基于贫困户可行能力不足的扶贫困境与破解思路

贫困户可行能力不足是我国精准扶贫进入"深水区"和"冲刺"阶段后遭遇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贫困户社会参与能力、锐意进取能力、信息利用能力及技术应用能力这四重能力的欠缺。为摆脱这一困境,本文从内生、外生两个层面同时着力,构建"政府赋权、社会激励、贫困户参与"三维一体的能力建设机制,提出信息公开、乡风建设、教育提质、职业培训四个方面的破解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