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不仅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此,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程度越高,农民主观幸福感越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生活用水质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使广大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拥有机械的农户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机服务可获得性。     

中国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进一步探索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及其效应并深入分析研究层面产生分歧的原因。[方法]文章基于2007—2019年的40项实证研究,运用Meta分析,探究影响我国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及影响效应,分析其是否存在异质性,并探讨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随时间迁移的动态变化趋势。[结果]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住房条件、家庭年收入、区位特征、医疗条件、人际交往是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除家庭人口数、区位特征、医疗条件外,其他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关键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值随时间的变迁趋于稳定且变化趋势较为良好或趋于稳定。此外,不同的研究特征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会产生较大影响。[结论]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多渠道提升农民收益水平,维护拓展农民社会联系以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加强对关键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的进一步考察,并注重多方法的交叉及比较应用。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西部地区289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问卷为样本,分析了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农村外出劳动力以文化程度较高的已婚青壮年男性为主;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10个省份1000余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2009年对全国10个省份1000余位农民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民个体特征层面的年龄、民族、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其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性别、婚姻状况则影响不显著;家庭特征层面的家庭关系、是否有儿子、家庭规模显著影响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家庭存款则影响不显著;社区特征层面的职业类型显著影响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农户类型、在社区中的身份则影响不显著;地区特征层面的村地理环境显著影响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村经济发展情况、所在区位、是否试行了新农保则影响不显著。那些年龄大、健康状况差、为少数民族、家庭关系好、有儿子、家庭为非纯农户、务农和处于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对养儿防老观念持肯定态度。     

宗教信仰、宗教参与与主观福利:信教会幸福吗?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河南省S县340户农户样本数据检验了宗教信仰与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宗教信仰对男性精神层面主观福利和女性精神层面主观福利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宗教信仰对男性主观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能够显著地削弱创伤性事件对其精神层面主观福利的不利影响,而对女性则没有很强的影响;宗教参与形式对精神层面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较大,公共宗教活动参与与精神层面主观福利有正相关关系,而私人宗教活动与精神层面主观福利之间则是负相关关系;无论是对男性而言还是对女性而言,宗教信仰与总体主观福利都没有显著的关系,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宗教参与都与总体主观福利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宗教信仰、经济收入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

本文对"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24个省份截面数据运用OrderL ogit模型检验发现,宗教信仰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农村居民而言,宗教信仰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宗教信仰弱化了收入和学历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对农村居民并没有显著影响。收入和学历正向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总体来说,虽然城市物质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农村,如教育、医疗、公园和各种社会基础福利设施,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要高于城市居民,参照点理论能够很好解释这个结果。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缩小的趋势。     

农村居民谁更容易落户城镇:男性还是女性?——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性别差异对农村居民落户城镇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对比分析了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落户城镇的难易程度,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落户城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已婚的人群中这一结果非常显著,而在未婚人群中则并不显著。这说明,农村女性很可能更加容易通过婚姻实现落户城镇,而男性则不然。这一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当前我国城镇的大量"剩女"和农村的大量"光棍"并存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意义。     

农村居民幸福感与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多以研究产生幸福感的前置因素为主,但是对幸福感的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幸福感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炊事能源消费的微观数据调查和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绿色炊事能源消费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对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提供指导。方法 该文基于2016年CFPS的数据,运用描述分析和Binary Logistic 回归,并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赋权分析,重点分析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 （1）农村居民的主观、客观幸福感在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客观幸福感对男性组和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只对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3）幸福感对农村居民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主观幸福感只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4）年龄小的女性群体更容易实施绿色炊事消费行为。结论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从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入手遏制“天价彩礼”

正近年来,农村彩礼水涨船高,包括彩礼在内的高额婚姻成本,使得一些农民家庭"望婚兴叹",让一些农村的男青年结不起婚,还有可能让农民家庭致贫返贫。"天价彩礼"、人情泛滥、大操大办等农村典型人情支出,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负担之一。"天价彩礼"不仅会侵蚀农村社会风气、破坏农村民俗文化,导致农村婚姻关系的货币化、情感关系的物质化、代际关系的功利化倾向,还会压缩农民家庭脱贫致富的空间、     

婚姻挤压下父母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安徽省乙县农村地区的调查

在普婚文化盛行的中国农村,持续的婚姻挤压不仅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且改变了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途径。本文利用2008年安徽省乙县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挤压及代际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挤压中的儿子失婚、因儿子失婚而遭受的负面社会舆论成为削弱农村地区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新途径;传统代际支持中的经济、家务和情感支持也对父母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其影响远不及儿子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削弱来得直接与强烈;对于相对贫困的有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父母对经济支持的迫切需求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绝对收入、社会比较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

本文用陕西两个村庄苹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绝对收入、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解析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样本村农民的绝对收入及农民间绝对收入的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农民的社会比较方式具有上行比较特征,并导致社会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同化效应;农民以绝对收入进行的社会比较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村庄因素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来源于村庄间特征效应的差异,其中绝对收入对村庄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度贡献度最大,社会比较次之;系数效应能有效缩小村庄间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小城镇建设背景下黑龙江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在国有林区小城镇建设的客观背景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黑龙江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林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效应为0.394;其次是身心健康状况,影响效应为0.197;最后是家庭工作环境,影响效应为0.18。第二,社会经济环境对国有林区居民的家庭工作环境及身心健康状况都有显著影响,影响效应分别为0.34和0.37;社会经济环境借助对家庭工作环境和身心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效应为0.07。第三,林区居民的身心健康状况对其家庭工作环境有影响,影响效应为0.15,并借助家庭工作环境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发挥间接作用,间接影响效应为0.03。根据模型拟合结果及黑龙江国有林区客观实际,围绕小城镇建设、经济转型、保障民生等提出改善国有林区面貌、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几点建议。     

不同养老模式对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CHARLS基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总体幸福感和情绪幸福感两个维度衡量农村老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与SEM模型检验了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三种养老模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各个维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养老模式影响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养老依然是提升农村老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其作用正逐步弱化;社会养老缺口明显,新农保虽然提高了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对幸福感的作用仍然有限;自我养老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高;与非空巢老人相比,空巢老人幸福感严重依赖于自我经济能力、老年服务设施等养老要素。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农民工调查

文章采用随机街访、定向抽查和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190户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平均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特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家庭股市参与的影响因素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系统地分析家庭股票参与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数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是家庭股票参与及其规模的影响因素。家庭个体主观心理特征和对未来的预期能够显著影响家庭的股票投资决策,对房价、经济状况的乐观预期,信任度和幸福感显著促进家庭股票参与及其规模,风险厌恶和对利率的上涨预期则具有抑制作用;家庭的房产持有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家庭股票参与及其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     

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等客观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了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2)通过进一步细分扶贫政策类型得出,瞄准人力资本改善的能力培育型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但直接给予经济物质支持的扶贫政策并未对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相较于年轻和深度贫困户,精准扶贫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老年贫困户和一般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4)从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例

本文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定量分析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个人特征、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性别、婚姻、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为负;绝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贫富差距满意度的影响为正;农村居民个人生存环境变量的影响主要为正。     

农民阶层分化与土地产权偏好——基于分层模型视角

本文基于分层模型视角,利用CGSS2005的农村数据研究了农民阶层分化对其土地产权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模型的分层效应对农民的土地产权偏好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耕地资源越丰富的村庄,主观感知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农民越偏好土地私有化;在人均收入越高的村庄,主观感知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农民也越偏好土地私有化;但用农民务农时间、家庭总收入和家庭非农收入比例3个指标表示的客观分层对农民偏好土地定期调整和土地私有化的影响都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