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多部门配置的增收效应分析

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不仅包括传统定义年龄段内的劳动人口,还包括年龄段外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这一重要资源的配置对农户家庭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本文通过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现实界定及其特征分析,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对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多部门配置有利于收入的增长,农业部门劳动人口占比、工商业部门劳动人口占比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家庭部门劳动人口占比、需要照料人口占比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中国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基于29篇文献的Meta分析

本文将现有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作为基础数据库,运用Meta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强度的变化以及在中国农户范围内,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其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土地流转规范性、非农生计能力和养老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非农收入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非农收入对农户土地流转影响显著;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作用强度逐渐增加,其余变量作用强度均不同程度的减弱。     

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优化土地种植结构,进而整合农业生产资源,逐渐成为各地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江西省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会显著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提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越大,其对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贡献越大;(2)不利的地形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具有显著负效应,即丘陵山地会显著抑制农业收入的增加;(3)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越高,但其工资性收入会明显降低;(4)家庭总人口数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户主年龄会显著抑制农户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调控农村耕地资源,促进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发挥区位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引导生产经营;增强农户人力资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建议。     

基于收入结构差异化的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以江西省集体林区的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从家庭收入结构差异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户林地流转行为。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户主性别、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收入水平等家庭结构特征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农户对林业经营风险的态度及家庭收入结构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入有显著影响。户主为男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趋向于转出林地,户主文化程度高、认为林业经营风险低的农户趋向于转入林地。家庭收入以非农林收入为主的农户,其林地转出量高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而其林地转入量却低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     

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1989—2009北大核心CSSCI

促进收入流动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本文在对我国经济转轨进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1989—2009年转轨时期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不同阶段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家庭人力资本中高中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正向影响日益增强,而大学教育的影响则日益减弱;以户主是否担任干部测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在转轨前期不显著,在转轨中后期则显著为正,但影响度并不大;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家庭收入向上流动;抚养系数、户主参加医疗保险以及初始收入地位都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大力发展农村高职教育、依托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强财富的代际间流动应是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行措施。     

森林抚育补贴政策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利用2015及2016年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411户职工家庭的跟踪调查数据,运用绝对收入流动性指标、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了森林抚育补贴政策对职工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对森林抚育的参与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森林抚育补贴政策对职工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高收入组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作为政策目标受益群体的低收入职工家庭,其收入水平并未因森林抚育补贴政策的实行而向上流动。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09户农村家庭的入户访谈调查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消费阶层农户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     

天然林全面停伐后林区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为例

利用长白山森工集团职工家庭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对天然林全面停伐后林区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职工职业对天然林全面停伐后职工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天然林全面停伐对不同职业职工的家庭收入变动影响不同,而年龄、家庭成员就业变化、木材加工企业倒闭也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工资性收入水平、职工培训对天然林全面停伐后职工家庭收入变动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规模也有负向影响,但影响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从提高职工工资、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产业、加强职工技术及就业培训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以河北省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作为出发点,通过实践调研的方式获取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相关影响因素的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了各因素对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林业经营是否受灾、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林农对林业保险的了解程度、林地经营类型、林业灾害损失占家庭收入的比例5个因素显著影响林农参与林业保险的意愿;林农的学历、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年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和林地面积6个因素对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影响不显著。     

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家庭贫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通过对贫困指标的测算和分解,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趋于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恶化了贫困状况,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增大。基于不平等的收入结构分解,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高,以下依次是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集中于贫困等低收入组家庭。基于收入和不平等的回归分解,研究发现:包括自然生态条件等村庄特征变量、家庭人口结构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家庭总收入、不同来源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有差别的影响。未来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大,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体系的同时,要基于精准扶贫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而异,采取有差别的扶贫措施。     

黑龙江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关联的实证研究

为了更好地把握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关联度,文章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方法分析了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相关性,认为有必要剖析黑龙江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各项指标对收入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的职工家庭的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消费的因素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而对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的职工家庭则无显著影响。为国有林区增加职工家庭收入、提升职工家庭消费活力提供决策依据。     

农村家庭资产与消费:来自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金融资产、住房和非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实证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非住房资产,但非住房资产对消费有负的显著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资产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非耐用品;户主年龄特征、家庭所处地区以及家庭收入高低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性有一定解释力。     

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利用辽宁省农调队2001-2004年4年农村固定农户跟踪调查数据(每年有1890户农户、6580个劳动力),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农户家庭中,女性是否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在只考虑有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中,女性的外出打工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虽然能提高家庭的收入,但并不是决定农户家庭收入高低的关键.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一是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比重少;二是农村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情况较差,影响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及打工收入:三是由于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大部分没有专业特长,就业渠道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就业层次低且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低且不稳定.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资本的实证分析

运用2013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调查数据库中241个样本数据,通过描述性分析得出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资本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职工家庭成年劳动力赡养负担重;职工受教育程度较高;职工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其他收入来源渠道少,家庭收入水平不高;职工家庭社会资本不强。     

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江苏省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进行了统计分析,比较了不同特征老人的劳动供给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农村老年劳动力劳动供给的因素.研究发现.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存在地区性差异,影响老年人参加劳动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外出打工人数.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村社会养老模式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但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迁移,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必须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机制.     

农户劳动人口就业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9省729个样本的分析

农户劳动力资源不仅包括适龄段内劳动人口,还包括超年龄段但仍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对农户家庭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本文通过对农户劳动人口及其就业特征的分析,研究就业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劳动人口充分就业有利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在不同部门就业对人均纯收入的边际贡献差异很大,家庭劳动人口职业技能、劳动力数量、土地经营面积、区位条件对人均纯收入有重大正向影响,而家庭需照料人口、主要劳动力年龄段对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反向影响。     

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与农户家庭收入：抑制抑或促进

本文从理论和数理视角阐述了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机理,基于陕西和宁夏两地农户调研数据,以OLS和Probit模型为参考,通过Log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诱因,利用PSM 6种匹配方法测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净影响,并对其进行3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地,比较净影响在不同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和耕地面积下的组群差异,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家庭收入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除户主年龄和担保机构业务门槛变量外,户主其他个人特征、农户生产特征和金融机构其他特征均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关键因素;(2)农业信用担保贷款能使农户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总收入平均提高2.75%、2.38%和2.55%;(3)相比于其他年龄、文化程度和耕地规模的农户,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户主年龄在46～55岁、文化程度为初中水平和耕地规模在20亩以下的农户收入影响更显著;(4)农业信用担保贷款能促进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家庭收入增长,而这一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农户群体更强。     

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收入增长及其地区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全国8个省份2037个农户家庭的调查

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实现农民生活富裕,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机制提出三点假设,运用PSM-ATT方法计算土地流转对2037个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使研究假设得以验证。结论表明:从总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可促进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效应尤为显著;细化转入和转出行为后发现,转出土地农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水平要高于转入土地的农户家庭;从地区分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在巩固各地区既有收入来源优势情况下,还表现为对收入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并将衍生新的收入增长点。     

林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小王涧国有生态林场为例

通过对小王涧林场辖区的农户进行走访调研,对林区农户的收入现状进行分析,利用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林区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到:林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信贷规模均与农户收入正相关,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与农户的收入负相关,农户耕地面积与农户收入相关性不显著。提出了提高林区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农民工调查

文章采用随机街访、定向抽查和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190户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平均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特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