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长期人口后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了迅速、持续增高的现象和趋势,这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性别比方案预测我国人口未来百年的发展状况,考察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总量、出生人口规模、总人口抚养比以及婚姻市场的性别比等产生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     

性别偏好与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现象。本文从性别偏好对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生育率会显著下降。本文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会缩小男女劳动力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从而使男女工资的不平等减少。而性别偏好程度又取决于男女劳动回报的差异,因此经济发展会降低性别偏好的程度,提高女孩对于家庭效用的贡献,这将影响到家庭的生育决策。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性别偏好程度的下降对人口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当性别偏好程度显著降低时,人口生育率会下降。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经济学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违背了生理规律和自然平衡法则,为未来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本文尝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形成过程和特点,阐述了经济发展水平、子女养育成本效益及家庭养老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转变家庭养老模式、反对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等恢复出生性别比平衡的对策建议。     

人口生态视角下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

保持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实现人入口生态平衡,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已使我国人口生态问题日益显现.文章分析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根源,从生育文化、法律法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奖励帮扶、人口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对策.     

创新出生性别比治理机制

在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数据面前,政府垄断型出生性别比治理机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实现政府垄断型工作机制到公众参与型工作机制的转型,不仅将大大减少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过程中的阻碍和成本,有力推动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而且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口领域公民社会的发育,丰富政府在包括性别比在内的人口治理问题上的策略选择。     

农村居民生育性别偏好观调查研究报告——基于广西博白农村的调查

性别偏好是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变化。通过对广西博白的农村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不同人群、生育目的、生育性别、生育数量等方面,进而分析研究农村居民生育性别偏好观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给予结论,从而弱化人们的性别偏好倾向和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对促进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的男女平等,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十字路口的女童生存与发展——对“中国的女孩生存:历史、现状和展望”一文的简要评述

过往二十余年伴随总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且居高不下,女性婴幼儿死亡率亦呈相对偏高之势,致使女性人口缺失和“失踪女童”事件浮出地表,不时成为境内外人口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政府的“关爱女孩行动”之类的干预举措。     

约束型政策对于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影响:基于TPB模型的解释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模型,利用陕西省三个县区的调查数据,对约束型政策在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决策当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个人的儿子偏好态度、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儿子偏好态度仍然是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约束型政策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十分有限。研究结论对于现阶段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指出包含查出两非、全程服务、利益导向和宣传倡导等在内的综合手段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具有积极作用。     

生育政策、男孩偏好与女孩生存：公共政策的取向与选择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导致严重的女孩生存问题,主要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偏高和女孩死亡水平相对偏高,使得女孩相对缺失.据估计,20世纪中国女性(主要是女孩)缺失数量在3500-4000万左右,约占全世界的40%.     

对河南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的实证分析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河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都表明,河南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仍然严重。对实地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其形成原因在于：普遍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不力;计划生育户社会保障普遍较弱等。     

从出生性别比看我国城乡人口关系——和谐社会建设视角的现实考察

文章分析了我国当前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整体状况及原因:社会文化因素如传统的"男孩偏好"思想和从夫居的婚居模式;经济体制因素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政治制度因素如人口控制政策的影响和非法的性别选择技术的运用。最后提出优化城乡出生性别比的对策措施应当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加大宣传男女平等,消除"男性偏好"思想;努力提高妇女地位,倡导新的婚居模式;严禁非法婴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护妇女权益。     

茂名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对茂名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成因、危害进行分析,提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社会变迁与出生性别比转折点来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主要原因在于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从无到有与由少变多。但伴随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歧视性性别偏好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那些诱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因素不是被消除就是被弱化,从而为出生性别比在高位的回落创造了条件。促使中国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逐渐具备,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由上升转而下降的转折点已经或将要来临。     

江苏人口安全目标选择与人口计生工作机制创新

为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并基本实现现代化,如何应对人口安全问题的挑战?针对人口老龄化加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人口红利衰减等不安全因素,江苏省创新人口计生工作机制,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推进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适时调整利益政策导向,发挥群众自治作用,强化特殊社会群体管理,以能最大限度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中国人口性别比”:我们知道什么,还应该知道什么

结合文献梳理,提出了人口性别比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中既存在女性的漏报瞒报,也存在男性的漏报瞒报;1949年以来中国总体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不对应;婚姻挤压由于存在连续性,靠扩大婚龄差无法缓解;男孩偏好是个文化观念问题,更是个社会结构与制度问题;当前独生子女政策正面临考验;人口调查与数据分析中还存在值得认真面对的技术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与生育政策有关吗?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偏高问题就引起了国内外人口学家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发表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升高更是成为国内外人口学家聚焦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各级政府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治理也予以了高度的关切。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关于通过地方立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我国地方立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有关规定,分析、规类地方立法的主要类型,指出地方立法的效果及不足,提出了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的有关建议。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家庭、婚姻与生育研究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国的婚姻家庭变化表现为：家庭规模的缩小，推迟结婚和离婚率上升，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在灾难过去后，结婚高潮很快出现，生育率也迅速回升。大跃进的异常人口波动对后来的婚姻与家庭的影响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生育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有三个相关的生育问题需要作些深入研究,第一个是究竟我国当前生育是在什么水平?第二个是假如总和生育率的水平是1.8,这个水平能在今后三十年保持不变吗?第三个是假如未来三十年总和生育率过高或过低于1.8是不是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一个问题应该可以用现有的但没有发表的生育数据作更深入分析和举办一次追踪调查去了解妇女生育的历史,追踪同样样本妇女的妊娠结果(活产、死产、流产)和出生儿童的性别。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鼓励生育而能保持正在下降的出生水平。我国社会具备了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的一切条件,特别是小家庭社会制度的普及更在促进生育水平下降。第三个问题用人口预测的方法比较未来不同生育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显示出不同预测的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相差不大,无法得出过高和过低于1.8生育水平的未来人口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