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的可行路径——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发展为例

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在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中被广泛关注。四川X合作社以发展小农为基础的农业产业,通过社员的凝聚、制度的创建、产业的融合、与贫困的表达,将具有质量优势的贫困小农生计产品进行市场化的产业运作,最终激励了贫困农户的发展能动性,缓解了贫困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提升了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因此,要提升农民合作社产业扶贫的效果,应该鼓励其创新适宜贫困农户生计发展的产业,促进产业链不同主体的融合发展,辅助支持贫困农户生计需求的外界表达,以合作社产业体系发展为平台,调动内外扶贫资源动态支持贫困农户发展。     

信任困境、合作机制与“资产收益扶贫”产业组织发展——一个农业龙头企业垂直解体过程中的策略与实践

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内容,"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被广泛试点。但是,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成为困扰该模式发展的主要瓶颈。"玖兴模式资产收益扶贫"利用了三级"链式"合作机制,通过"混合"治理方式实现对产业链上机会主义的纵向治理,取得显著效果。本文以"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下的产业组织垂直解体过程为着眼点,结合信任困境的博弈分析,构建"公司+合作社+贫困户"产业组织模式下的合作机制及条件。玖兴案例的分析结果显示,"第三方参与+公司监督权"(显性契约机制)、"重复博弈+分配剩余控制权"(关系契约机制)和"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声誉"(隐性社会契约机制)是减少公司信任困境的合作机制,可以促进"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下公司与合作社的合作发展。     

小额信贷扶贫的治理机制、运营模式及发展困境——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经济合作社"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引入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扶贫经济合作社"的经营模式,深入剖析了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扶贫机制和产品设计、运行管理模式,以及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途径.本文以为,扶贫合作社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人员素质较低、盈利能力有限、垒大户问题等发展困境,但这种扶贫方式具有覆盖范围广、针对对象精准、成本低等优势,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国家需要在明确其合法地位、改善发展环境、对合作社在拓展资金融通渠道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运作机制分析——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作为"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改良,"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在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契约关系,规避市场风险,保障农户权益等方面更具优势。基于贵州省威宁县HX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个案研究,本文采用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从产权结构和治理模式两个角度考察"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运作机制,一方面,合作社"关系产权"的"双重嵌入"有效降低了公司与农户间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桥接式治理模式的"楼长制"既能实现公司与农户间的结构洞网络效用,又能满足合作社"关系产权"治理需求。但作为一种"双重嵌入"性存在的代理人,合作社极易发生委托人和代理人"共谋"现象,使合作社组织目标为公司经营目标所替代,即"目标替代",最终使得合作社不合作。规避"共谋"和"目标替代"及防止"合作社不合作"现象发生是今后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风险。     

市场视角下的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以来,为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运作是以交易成本、规 模经济、组织行为、市场对接、农业弱质等理论为指导基础的。实践中较为理性的运作虽然规避了发展中 的风险,但也反映出问题:合作社企业化运作、合作社与农民联系不够紧密、依赖政府补贴等。针对这些 问题,基于市场竞争的角度,通过对合作社运行中的价格成本的逐层分析及对比分析,揭示了产生以上问 题的逻辑关系:市场规律下,作为价格接受者,规模小且资金、技术实力都不强的合作社,由于决策程序 复杂、存在协调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比其他主体的运营成本较高;迫于降低成本的压力,合作社 清减事务性工作人员,由大户或核心成员以合作社名义提供农资、技术咨询等服务,并完成营销工作,一 般会员不参与合作社管理,只按照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提供产品。以上分析揭示了农村合作社运作问题的 根本原因是市场规律使然,此合作社企业化运作模式会造成的民主管理弱化,盈余分配不均衡等问题,要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支持力度。     

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在中国难寻?——一个框架性解释与经验事实

自《合作社法》出台以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突飞猛进。但是,本文通过随机抽样的大样本调查发现,现实中的合作社本质上多为其他生产经营模式的"组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凤毛麟角。本文尝试系统性地解释中国罕见真正意义合作社的原因。在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厘清了合作社发展适宜条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约束条件阐释了合作社在中国当前环境下的适应性和发展空间,并得出结论: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农产品质量监管不完善、农户经营规模小且农户间异质性强和制度建构外部支持缺失,合作社降低交易成本、获取规模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而组织成本高昂的劣势却更加突出,这是真正意义的合作社在中国难寻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组织模式研究

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前提下,推进农地经营方式的创新是我国追求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文对当前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组织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家庭农场实现了内部利益的一致性和节约交易成本,但面临租金成本上升、投资能力不足等问题;"公司+农户"模式具有资金、技术及市场优势,但面临公司及农户间的利益不稳定、治理成本高昂及"非粮化""非农化"问题;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保障农户权益的前提下,实现了农户、合作社、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但却面临封闭性导致的融资困难,能人依赖导致合作社发展不稳定并引发内部人控制,"分红刚性"一定程度弱化生产性努力等问题;土地托管模式以不触及权利变革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经营受到农民欢迎,但土地集中过程面临高昂的组织成本。另外,本文梳理了已有文献对不同组织模式的绩效评价标准并进行绩效评价,指出我国农地规模经营组织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在于产权细分及分工深化。     

交易成本视角下合作社参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优势分析

"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是一种提升中国养殖业规模化水平的生产模式,其促进了中国养殖业的产业化升级,然而交易和契约的不稳定限制了这种模式的进一步发展。H公司"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现实表明,市场和自然风险加剧的有限理性、交易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加剧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专用性资产投入博弈增加了公司和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交易和契约的稳定性。而现有的"公司+合作社+农户"养殖模式的案例表明:公司和农户在合作社基础上可以形成有利于控制交易成本的合作机制,克服了传统"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缺陷,进而能够保证交易和契约的稳定。     

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

作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创新组织,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简称"农村小贷公司")已经成为农村金融供给的新路径。农村小贷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持续服务于"三农"和小企业,而不只是提供暂时帮助。农村小贷公司在农村旺盛的资金需求下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也存在制约其可继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农村小贷公司面临的问题和缺陷,并对如何促进农村小贷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与目标群小额信贷: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为例,研究了该地区扶贫小额信贷运行情况。研究发现,扶贫攻坚阶段的金融扶贫凸显了协同和精准理念,解决了传统扶贫中存在的目标偏移问题,协同创新和精准扶贫有效提高了小额信贷瞄准精度、减缓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过高的交易成本问题。但在开发式扶贫进入攻坚阶段后,剩下的贫困户由于增收机会少,对生产性贷款可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因而扶贫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的使用方法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根据贫困程度和贫困原因采取不同的资金支持策略。     

从"农社担贷"到"统贷共管"模式:支持合作社实现规模效应

正农发行甘肃省分行于2018年在全系统首创"农社担贷"农民专业合作社直贷模式,实现农发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直接信贷支持。为进一步扩大支持效应,2019年探索创新"统贷共管"产业扶贫联合体贷款模式,在该模式下实现由单户支持合作社向批量支持的转变,有效发挥     

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理论分析与实践突破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关系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前景理论,分析为何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而大多数合作社却因融资难、参保贵未实现成立初衷。提出要想通过合作社实现农民增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提倡组织创新,鼓励成立股份制合作社、联合社,降低交易成本,应通过"联合社+银行+保险+政府"模式,以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为主、收入分配职能为辅,为合作社提供资金保障和风险管理。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对农村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是由自愿参加该合作社的村民组成的组织,其目的在于让合作社成员获得最大利益。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是为组织成员创业发展而服务的,切实解决了农民融资难、资金少的问题。分析了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对农村中小微企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     

合作社制度及专业协会实践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合作社是一种高成本组织,导致组织成本较高的原因就在于其特定的组织目标,因此,高额的组织成本只能通过制度调整来削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根据社员对组织收益需求的变化来不断调整制度,是合作社保持师大生命力的必要条件,农村专业协会也具有合作社的基本特点,要推动专业协会的组织发展,提高专业协会的市场替代能力,就要降低其制度实施成本和服务供给成本。     

集体林权流转弱市场化困境的思考——基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

新一轮林权改革的制度绩效并未形成流转的强烈预期,集体林权流转的弱市场化特征明显。结合交易成本与流转行为形成机理发现,交易成本高低对林权市场流转效率的影响显著。林改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信息成本、契约成本、履约监督成本、违约追偿成本等林权交易费用不降反升,导致林权的弱市场化流转困境。政府应明确职能定位,完善法规制度建设,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以降低林权交易成本,缓解林权流转弱市场化困境。     

“空壳”合作社的形成与合作社异化的机理及纠偏研究

"空壳社"与合作社异化均对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及时清理"空壳社"的同时,研究者需要深度辨析形成"空壳社"与"异化社"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本文通过机理分析和案例研究,借助Williamson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论证了合作社的异化与部分空壳社的形成是由于合作社交易成本问题而产生"理性选择"的结果。"空壳社"的清理不能搞"一刀切",应该通过构建"社员-合作社"的"置信承诺"机制来有效控制合作社交易成本,并探索以合作社为媒介,促进合作社内部社会化服务供给有序,激活合作社发展潜力,这将成为防范合作社异化和"空壳化"的重要举措。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能否提高农户生计韧性?——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样本

提高农户生计韧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阻断规模性返贫的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社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以其持续壮大的发展规模及其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提升农户生计能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调研样本,采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的生计恢复分析框架来测度生计韧性,运用logit、多项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分别检验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影响以及参与不同类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异质性影响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受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合作社类型和合作社销售渠道等因素共同影响;参与合作社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且农户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果优于企业组织型合作社以及政府(村党支部)组织型合作社。基于农民合作社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必须大力培育并有序引导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并以政策为导向,建立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全面保障农户生计韧性持续提升。     

组织成本视角下的农业合作社基本制度分析

本文从组织成本视角分析了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制度,基本制度会带来"得"和"失",通过组织成本可以看出"得"、"失"各是什么,进而解释了基本制度的存在理由。在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创新使农业合作社保持了生命力。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不同类型客户作为所有者引入合作社,改变了基本制度,也就失去了合作社最主要的优势。中国面临着大多数农户不是合约农业市场主体、农业要素市场交易成本高等合作社发展障碍,农业不平等发展观念和农业新自由主义观念没有积极去克服这些障碍,但不克服这些障碍农业合作社就很难获得真正的发展。     

农村小微金融“内部化悖论”的案例分析

本文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小微金融的发展困境源于"双重悖论":第一重是"合法化悖论",第二重是"内部化悖论"。前者主要体现为制度效率较高的非正规小微金融在"正规化"之后制度效率下降,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过充分讨论;后者形成于当前农民合作组织及政府普惠政策的"精英俘获"特征渐趋强化的现实背景下。本文以Z合作社资金互助部为例进行案例分析,认为该合伙制小微金融能够内部化交易成本却因不能内部化外部性风险而只能将风险转化成组织解体的制度风险。最后,本文提出"通过以重构合作制为基础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破解‘双重悖论’"的政策启示。     

开发性金融支持产业精准扶贫融资模式——以赣州市油茶贷款项目为例

以江西省赣州市油茶贷款项目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针对由于经营主体比较分散、规模较小实力较弱、项目自身盈利能力不足、抵押担保资源有限等问题,导致精准扶贫产业在对接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时面临难以直接承接贷款、缺乏充足的还款来源、信用结构难以搭建、无法达到贷款要求和条件,限制了社会资本和商业性金融的进入,使精准扶贫产业面临严重的融资困境,对支持精准扶贫产业的融资模式进行了创新:构建统贷和承贷平台,实行资金统贷统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充项目还款来源;搭建项目信用结构,完善风险保障机制;根据项目资金需求,优化贷款产品结构,并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贷款项目实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