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本文以2006—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换届(市委书记更替)这一独特视角,实证检验了该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新任官员来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企业慈善捐赠的倾向和规模都会显著增加。样本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非国有产权性质、外地调任市委书记和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三大因素,都会显著增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捐赠规模和倾向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的考察还发现,政府换届之后的慈善捐赠确实能为民营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投资机会等多方面的经济实惠。由此,本文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为建立政治关系而付出的"政治献金"。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政治动因研究,而且为深入剖析中国企业家究竟如何应对因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全新的认知。     

捐赠:民营企业强化政治关联的手段?

文章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在汶川地震后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捐赠后民营企业从政府获得的支持。研究发现,已有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了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即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在地震后进行捐赠。从经济后果看,捐赠后捐赠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比未捐赠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优惠。文章研究表明,在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是策略性的,其利用捐赠巩固政治关联,从而进一步获得政府的支持。     

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慈善的制度动机和市场转型理论,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和上市公司捐赠相关的经验证据,探讨中国新兴市场中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而后,进一步讨论中国市场制度环境变迁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中国企业的慈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因"主动配合"或"被动选择"而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2)有着天然的政治关联和政治合法性、拥有垄断或优势市场地位、面临来自地方政府层面压力较小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在公司慈善捐赠方面所带来的"制度红利";(3)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具备足够政治合法性的民营企业可能在制度动机和政府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得不"主动配合"捐赠,"被动选择"政治性慈善行为以"购买"制度环境的稳定性或寻求庇护。     

政商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得益彰还是欲盖弥彰

中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行为正成为向公共权力主体寻租而换取补贴的工具。以2008-2015年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民营企业借慈善捐赠手段进行寻租对获取政府补贴的影响。研究表明: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通过社会责任寻租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通过社会责任寻租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加强信息披露有利于抑制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寻租效应。研究结果支持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工具性特征,其假借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行为之名,行欲盖弥彰的政商利益交换关系之实。研究结论对于转型经济下中国社会中建立积极的政商关系并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良性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加“乐善好施”吗

利用2004-2012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表明:总体而言,同非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慈善捐赠,且捐赠的额度更大.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家族控制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上述正向影响主要源自家族成员积极参与管理和不存在现金流权和投票权分离的公司.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前因以及家族控制治理后果的理解.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数据,研究高管贫困经历(出生地贫困程度或童年是否具有"大饥荒"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考察汶川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的外生冲击如何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当CEO出生于贫困地区,其所在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社会慈善捐赠,同时,那些早期经历过"大饥荒"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也更高;(2)有过贫困经历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地震发生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这些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出生于富裕地区的CEO所在企业并未捐赠更多,并且,有过贫困经历且受过良好教育的CEO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以回馈社会,有过饥荒经历且家乡饥荒程度更严重的CEO更加慷慨,政治关联状况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有过贫困经历CEO所在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更低,说明其能够做到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本文不仅从新的视角推进了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共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正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军。以2009-2016年A股污染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性,探讨了由雾霾引发的环境质量变化对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越大,污染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并且捐赠投入会更少;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受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重污染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别;此外,污染企业无论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均不会影响雾霾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规避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污染企业在雾霾污染持续加剧的情景下,反而会表现出逐渐弱化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常"现象,相较于慈善捐赠带来的声誉效应(即"雪中送炭"),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存在为减少公众关注(即"雪上加霜")的隐匿动机。同时,由于政府环保政策产生的管控压力不足,重污染企业未能被促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

本文以2001—2005年间发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这说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这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支持之手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我们还发现,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这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基于差异化类别的创新补助激励效应实证研究

在创新与非创新政府补助二元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将政府创新补助细分为人才计划、项目支持和成果奖补等3类，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3类补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人才计划类补助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项目支持类补助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成果奖补类补助激励效果不显著；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激励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高管特征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人才计划类补助更能激发国有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而项目支持类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大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信号传递机制是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均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且前者信号功能强度大于后者。     

谁会更慈善？基于竞争战略与企业慈善行为的研究

以企业竞争战略选择作为出发点,对不同企业的捐赠行为和动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与保守型竞争战略定位的企业不同,进取型竞争战略定位的企业更倾向于慈善捐赠行为,幅度更明显。其中,企业违规次数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管理者的政治关联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由此可以部分说明进取型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有一定“伪善性”,或者是在谋求有利于企业的政治关联性。     

谁会更慈善？——基于竞争战略和慈善捐赠行为关系的研究

以企业竞争战略选择作为出发点,对不同企业的捐赠行为和动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与保守型竞争战略定位的企业不同,进取型竞争战略定位的企业更倾向于慈善捐赠行为,幅度更明显。其中,企业违规次数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管理者的政治关联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由此可以部分说明进取型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有一定"伪善性",或者是在谋求有利于企业的政治关联性。     

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激励效应——基于2007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税收政策是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引导企业慈善捐赠的主要工具之一。基于2007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相关数据,采用双对数回归模型,对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激励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企业慈善捐赠支出与企业所得税税率显著正相关;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受利润水平制约,企业慈善捐赠支出与企业净利润显著正相关。因此,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保护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更多吗?——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和检验了行业协会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比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进行了更多的慈善捐赠,反映出慈善捐赠是民营企业对其所面临的组织情境的一种策略性回应.在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来克服内生性影响,以及改变变量的测度方式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党组织这一路径,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尽管行业协会和政治关联均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前者的影响效应并不如后者.文章的研究结论为转型时期中国"两新组织"的党组织角色和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尤其是为行业协会可以构成稳定地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性力量这一命题提供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因而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补助与公司税负

本文以2007~2014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地方政府政绩诉求对政府补助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公司实际税负变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政绩诉求(财政盈余、相对GDP增长率和相对失业率)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政府补助,且地方国有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更高;财政盈余对低额补助和高额补助的正向影响更大,相对GDP增长率(相对失业率)整体上对高额补助的负向(正向)影响更大;政府补助可以显著降低公司整体税负水平,且公司税负越高,政府补助降低税负的效应越大。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公司税负的降低主要来源于增值税税负的降低;地方国有公司税负的降低来源于税费支付和税费返还,而非国有公司税负的降低主要来源于税费返还。政府补助是地方政府帮助公司降低税负的一个重要渠道。     

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上交的排污费吗——基于重点环境监控企业的经验证据

排污费是政府为保护环境、维护社会利益而制定的重要控制措施,但是很多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降低上缴排污费。基于企业寻租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对我国重点环境监控的上市公司有关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人员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会对企业获得政府环境优惠政策产生影响,并且与排污费成负向相关关系。监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环境监管机制,限制有政治关联背景人员的行为,在选定政策免征时制定完善的规则。     

政治影响力、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

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规模受到政府间政治关系和财政关系的显著影响。地方相对于中央的政治影响力由关联中央委员的政治影响力加总而来,它对"官民比"指示的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财政分权,测度指标包括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和财政依赖,亦均对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因此,控制和优化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可行的策略包括优化各种权责利配置、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完善地方自主制度建设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上交的排污费吗——基于重点环境监控企业的经验证据简

排污费是政府为保护环境、维护社会利益而制定的重要控制措施，但是很多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降低上缴排污费。基于企业寻租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对我国重点环境监控的上市公司有关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人员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会对企业获得政府环境优惠政策产生影响，并且与排污费成负向相关关系。监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环境监管机制，限制有政治关联背景人员的行为，在选定政策免征时制定完善的规则。     

慈善捐赠、融资约束与股权再融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缓解融资约束的视角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战略动机与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利用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数据对慈善捐赠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及其经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慈善捐赠行为及捐赠规模的增加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并且慈善捐赠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大于国有企业;相对于未捐赠的企业,捐赠企业具有明显的再融资倾向,企业慈善捐赠规模的增加能够促进其股权再融资规模的扩大,且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国有企业。     

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差别化的影响

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开展R&D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的差别化问题,同时还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补助这两个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更偏向于在科技发达国家进行R&D国际化;高管海外经历和剔除与科技创新无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均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