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能够改善工资扭曲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劳动力供给对工资扭曲影响的相关研究往往受限于内生性问题,难以得到可靠的结论.本文将高校扩招视为劳动力供给的外生冲击,创新性地构造高校扩招的测度指标,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这一政策对工资扭曲的因果效应.结果显示:高校扩招显著降低了工资扭曲程度.机制检验表明:规模效应和空间效应是两个重要机制;规模效应表现为高校扩招吸收潜在过剩劳动力,降低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所致的工资扭曲效应;空间效应表现为人口流动对工资扭曲的影响会随着城市规模提升由抑制转为促进.异质性检验表明: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企业,高校扩招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扭曲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而在城市层面,中间规模城市的工资扭曲下降最多.     

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有显著减缓作用吗?—基于大病冲击下的微观经验证据

文章在理论假说基础上,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多维社会资本在大病冲击下是否仍能起到显著减缓贫困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没有大病冲击时,社会资本均可以起到显著的减贫作用.但大病冲击前后,社会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结果为:个人社会活动每增加0.1分,其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分别降低5.1%和7.5%;每增加1个社区活动场所,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0.71%和1.63%;亲友经济往来金额每增加50%,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11.9%和3.9%;家庭照料不受大病冲击的影响,且有被减弱的可能性;家庭借贷减贫作用始终不显著.即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与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人群交往的桥型社会资本比家庭亲友内部交往的结型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更强.文章为重视培育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发挥其非正式制度治理因病致贫的作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城市商业制度环境影响劳动者工资扭曲吗?——基于世界银行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偏离其边际生产力,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文章基于城市商业规制的视角,利用世界银行集团提供的中国30个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城市的商业制度环境对工资扭曲的影响,以揭示这种城市"软环境"条件下的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结果表明,各个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工资向下扭曲,而良好的商业制度环境能够改善扭曲状况,显著抑制工资偏离。子样本估计表明,商业制度环境对非国有经济部门工资向下扭曲的抑制效果很明显,但对向上扭曲的抑制效果甚微。即便采取不同的工具变量、控制异常样本点以及选择不同的生产函数形式,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且稳健。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城市营商软环境,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对于扭转劳动者报酬失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工作搜寻和保留工资

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工作搜寻和保留工资的关系作了理论分析,提出了实证研究的相关变量和理论假设。经对调查数据的相关分析,证明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作搜寻和保留工资的作用。对研究结果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中国大城市的工资高吗?——来自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收入证据

运用200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收入数据(RUMiCI),本文分析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工资升水是否存在,并探讨其产生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控制住劳动者的可观测能力特征,城市规模的工资升水并不大,而进一步考虑劳动者的不可观测能力特征和选择偏差问题,大城市劳动者的收入优势不再存在,甚至可能出现收入劣势。大城市的互动效应和学习效应只部分地得到证明。论文为城市聚集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合理配置以及城市间劳动者收入差距的缩小等问题提供了启示。     

社会资本能促进土地流转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前提,社会资本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土地流转。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非正式社会交往与正式组织参与两类社会资本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礼金支出越高,与邻居、亲朋交往越频繁,有族谱或家谱的农户租出土地的概率越高,但这类强关系对土地租入的影响不显著;参与正式组织的农户,更倾向于租入土地。以亲缘、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推动土地租出者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广的关系网络对土地租入者利用资源和获取信息进而进入土地流转市场的作用更显著。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吗?——项田野实验研究

驻村帮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机制,向乡村选派第一书记是这一机制的新实践.第一书记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极大地改善了驻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他们还会给驻村带来隐性的、难以察觉的变化,比如促进村民之间的信任以及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等.这些主观层面的变化对于乡村社区能力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更为重要.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理论,选取若干驻有第一书记的乡村及其相邻的没有第一书记的乡村,分别组成实验组与对照组.运用调整的信任博弈实验,对比分析了两组被试村民对其他普通村民和村支书、第一书记等村干部的信任水平,量化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主观层面上的变化.研究发现,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促进了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且相对于村支书而言,第一书记更能赢得村民的信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村民对第一书记的信任与对其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工作的好评呈正向关系.文章运用经济学实验方法从更深层面评估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回应了学术界有关社会资本可构建性的争论.文章还围绕乡村社区能力建设,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提高失地农民就业水平吗*——基于北京地区连续跟踪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北京地区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基于2008年和2015年两次失地农民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失地农民的就业机制分析,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并进行“稀有事件偏差”检验,分析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就业机会、职务晋升和就业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失地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方面,2008年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015年人力资本和政治面貌的影响不显著,不过求职途径和户籍的影响显著;在职务晋升方面,两次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对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求职途径、户籍的影响不显著;在就业行业方面,随着时间的推进,2015年失地农民的就业行业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有44%的失地农民开始到公共部门就业,2008年人力资本、政治面貌和求职途径变量对其进入传统行业就业无显著影响 ,2015年开始凸显,特别是对其进入公共部门就业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户籍对进入传统行业有着正向影响,对进入公共部门无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一个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双重视角

本文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将贫困视为一种持续加深的非正常状态,这种状态在经济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收入低于正常人群,以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为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来解释女性普遍的、持续的相对贫困状态.性别差异下的劳动力收入不平等形成了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之间长期的收入差距,使得女性更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造成不断加剧、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是解读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的有力视角.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家庭照料及生育责任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竞争力,女性人力资本积累进程与企业需求偏差较大,生育保险责任内化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女性人力资本回报率低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而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女性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职业机会差异和职业内收入差距两个路径解释了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发生机理.     

社会资本影响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村庄公共产品的充分提供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基于CHIPS2007年行政村调查数据,本文采用联立离散选择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村庄内部社会资本对村庄公共产品整体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水利和灌溉方面,但对于道路、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而村庄外部社会资本对以上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村主任直接选举有助于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这表明村庄社会资本对促进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并对构建和谐新农村具有参考价值。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劳动力流动既可以提高农户获得互联网金融借贷的概率,又有助于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金额,从而缓解农户家庭流动性约束。二是劳动力流动可以扩大家庭交际范围和社会网络关系,从而对农户社会资本产生正向的影响。三是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劳动力流动既可以直接促进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可获得性和金额,又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社会资本—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这一中介机制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可获得性和金额产生间接的影响。四是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直接影响和通过社会资本渠道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间接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和低资产农户家庭中成立。本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参与度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社会资本对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实证研究——基于贵州省民族对比分析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受地域差异、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给各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打上独特烙印。贵州省是一个贫困、多民族的地区,也是全国比较典型的喀斯特山区。本文以社会资本为视角,研究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不同民族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差异。从而为贵州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资本自我积累提出有益建议,同时也对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就业有促进作用。     

社会资本影响东亚经济增长吗?——兼与西方经济体比较的视角

“东亚奇迹”、“东亚模式”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肯定,在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外,是否还存在着社会资本因素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运用了东亚十一个国家和西方经济体十个国家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在不同经济体中作用程度的差异,最后文章就东亚国家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关系网络、信任与和谐视角的实证分析

社会资本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另一种影响经济行为及绩效的资本形式。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与和谐等视角,检验社会资本是否影响中国农民收入。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信任与和谐等对农民收入均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作用,并且更高行政级别的地区平均信任水平的影响程度更大。研究还发现,某些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与市场制度存在替代关系,而另一些社会资本(一般信任)则与市场制度相互补充,修正了Stiglitz的假说。     

市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企业制度化研究 ——基于国美电器的案例分析

在复杂动态环境中,企业需要应对规模和效率的二元性要求,即对新市场机会的探索和原有确定性的利用。根据环境的主导要求,灵活调动资源分配的组织具有市场适应性。制度化是企业构建或提高市场适应性的有效途径。市场适应性要求企业对环境变化做出迅速反应,而作为重要资源的社会资本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和市场适应性不会自动匹配,存在动态耦合,从而使企业制度化更加复杂。通过对国美电器案例的纵向研究,本文探讨了市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动态耦合机制对企业制度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原有社会资本和市场环境的耦合程度会决定企业制度化的进程：当耦合程度低时企业制度化加快;反之,企业制度化减缓。     

审计师行业专长降低了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吗?——基于法制环境与产权性质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以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1)审计师的行业专长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途径确实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2)产权性质和制度环境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差地区的公司中以及国有产权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说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挥了替代性的保护投资者的作用.文章为法制进程相对落后地区如何通过外部审计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思路.     

社会资本视阈下农民内生性合作机制探究——基于山西省C村合作修路的分析

当前农民合作问题,是关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研究课题。此研究关注的是农民内生性合作中以社区公共事务为轴心形成的自组织治理,并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山西省C村农民合作修路为例,从共同利益、农村权威和社会资本三方面构建出农民内生性合作机制。三维互动机制中,社会资本是农民内生性合作机制能否运行的关键因素。将以山西省C村农民合作修路为例构建的农民内生性合作机制放置在现实中审视时,必须正视广大农村地区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变迁期,农民内生性合作机制的理论构建在实践中面临一些普遍性问题。对此,进一步从三方面提出达成农村社会资本重构、促成农民内生性合作机制实现的可行性路径:政府恰当介入,发挥社会资本重构之主导作用;促进农村自组织发展,打造社会资本重构之关联载体;培植农村权威,重塑农村社会资本重构之凝聚主体。     

中国贫困发生机制的理论解读及现实证据——基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城乡贫困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而相对贫困日益凸显的局面。本文结合贫困研究的相关理论,着重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对中国城乡贫困发生机制进行了理论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