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及其现实困境——浅谈金融危机的伦理根源

“经济理性”自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以来,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和修正,其基本内涵即“不断追逐‘效益最大化一并没有改变,且经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经济理性”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是人类贪婪本性的催化剂,面临着“理性失败”的博弈困局,且不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     

“囚徒困境”的经济学意义

"囚徒困境"作为博弈论一个经典案例,常被运用来分析现实的经济问题,反映了个体理性的存在导致集体理性的缺失及个体理性的内在矛盾。其说明正是由于个体理性使然,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反而促进了社会利益增长的问题。     

治理视角下的政府理性分析

首先,基于政府具体组织形式的特征,阐述了政府理性的基本内涵。其次,基于"有限政府"的权力受到约束的制度安排,认为政府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理性,须受到公共理性的制约。最后,阐述了政府理性的基本标准。研究认为,在治理的过程中,遵从价值标准的政府理性,能在自由、公正、秩序等价值之间寻求基本的平衡与整体的兼顾;现代化的量化手段为政府理性提供了工具理性标准,使城市治理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和效益最优,进而能实现治理的公益性目标。     

经济适用房理性增长评价

理性增长(smart growth)是城市发展的基本理念,经济适用房的理性增长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结合理性增长理论,构建了经济适用房评价指标,用AHP方法对各要素进行评价,综合判定具体项目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及可持续性。以期为我国经济适用房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会计的价值理性解构与重建——兼评新会计准则

马克思·韦伯认为理性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并明确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进而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从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视角来观察会计理性,以期对会计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初步的探讨,厘清二者的概念及其关系。这对于会计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财务管理假设概论

所谓理性人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理性人假设不仅是财务管理这一学科的基本假设，也是一切经济学科的基本假设。该假设认为，理性人按经济的理性行为而行动，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利己行为是理性人最基本的行为。     

从“理性经济人”走向“理性生态人”——企业环境责任的伦理分析

在传统经济理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唯一的目标和主要责任,因而企业是典型的"理性经济人",然而现代文明的际遇和"理性生态人"的觉悟已越来越不能容忍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逐利行为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威胁与破坏,现代社会和当代的企业理论都以强烈的姿态反对企业逐利行为造成人类与自然的分离,强烈要求企业自觉遵守环境伦理规范,承担关爱自然、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环境伦理责任,从"理性经济人"走向"理性生态人"。     

从英、法、德启蒙历程看理性与信仰关系变化

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曾经在17-18世纪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旋律,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理性也在此时期内得到大力地宣扬,该时期的宗教思想也受到了理性精神的影响,。然而在启蒙运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意见不一,导致了在各国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不同看法。本文欲从英、法、德三国的启蒙运动出发,探讨在各国和各个不同时期内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变化,并对该变化轨迹进行反思。     

股票误定价:基于双向有限理性的思考

股票市场交易双方均是有限理性的"正常"人。市场投资者并非理性地根据基础性信息进行交易,因此其对资产的估价可能系统地偏离基本价值;而上市公司管理者也非理性的代言人,他们有限理性或者短期理性的行为,会有意无意地误导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引发投资者情绪。市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管理者的共同有限理性及其交互作用,导致股票价格无法正确反映股票价值。     

判断与决策过程中的生态理性与社会理性

判断与决策在管理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首先阐述了判断与决策的基本过程。传统经济学假定人在判断与决策的过程中是完全理性的,但在实际的决策中并非如此。文章在回顾了Simon的有限理性与Kahneman和Tversky的直觉与偏差的基础上,分析了决策与判断过程中生态理性与社会理性。     

论理性与行政程序之间的关系

行政程序是现代程序法发展的重要内容,因其具备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膨胀,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属性,成为了以建立"法治国"为目的的各个现代政治国家竞相研究的对象。而且行政程序制度具有独特的理性价值,其终极目的是追求程序正义,更好的保护公民的自由。因此,要从理性角度来探讨行政程序价值。     

论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发展

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技术经历了由初级的科学化阶段到自反性科学化阶段的发展过程。正是自反性科学化的过程才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截然区分不再可能。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应当建立在科学与社会多元理性共识的基础上。     

城市理性增长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理性增长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共同发展,已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系统地总结了城市理性增长的理论模型,美国城市理性增长在土地利用变更、社区复兴、住宅偏好及选择、耕地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实践效果,以及理性增长的中国化进程。     

会计的价值理性解构与重建——兼评新会计准则

马克思·韦伯认为理性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并明确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进而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从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视角来观察会计理性,以期对会计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初步的探讨,厘清二者的概念及其关系.这对于会计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公共服务中NGO的融入:对价值理性的诉求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与改革范式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效率与民主之间的博弈过程,突出的表现为公共行政价值的单向突进特征。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民主治理模式的兴起引发了公共服务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因其独特的伦理使命也融入其中,非政府组织独立、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和回应性强的服务运作方式为社会自治积累了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公民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能力;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利他性、志愿性促进了社会伦理的完善,强化了公众将法律、制度、规则和秩序内化为伦理价值的自觉性,增强了社会对权利分享和利益共享的自觉认同;增强了社会的动员力和整合度,为社会自治奠定了社会伦理基础。这促使着公共行政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公共行政价值理性回归的趋向也日益清晰。     

国家审计目标与价值理性

从国内外现状来看,国家审计目标理论与实务领域存在较强的工具理性意识,而价值理性却并没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从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应该并重,否则将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造成极强的不良影响。因此,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应强化价值理性,这就要求首先在观念上强化价值理性意识,而且在我国现阶段的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应贯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并将这一国家审计目标体系落到实处,积极灵活地开展国家审计工作。     

从空间再生产到地方营造:中国城市更新的新趋势

城市更新是21世纪最受关注的城市发展与规划议题。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延续城市特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城市的生机活力,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难解的话题。人文地理学学科的"地方理论"为分析和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在辨析"空间"与"地方"的概念的基础上,对"地方理论"进行了引介,并介绍了其描述取向、社会建构取向和现象学取向等三大分支。从"地方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更新存在的问题,指出城市更新的对象应该是"地方"——其不仅是物理空间和经济空间,还是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城市更新应该关注"地方"形成演变的社会经济政治机制,推进"地方营造"而不是"空间再生产";我国的城市更新不应该盲目地追求所谓的科学理性、经济理性和"宏大叙事",要真正展现出人文关怀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市民的力量,营造出有内涵、意义、特色的"地方",而非标准化、同质化的"空间"。     

“理性人”视角下的“理性”

本文分析"理性"与"理性人"所具有的的意义,并在"理性人"的建构中分析"理性"与"人"     

论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发展

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技术经历了由初级的科学化阶段到自反性科学化阶段的发展过程.正是自反性科学化的过程才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截然区分不再可能.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应当建立在科学与社会多元理性共识的基础上.     

论经济理论的理性基础及回归知识分布的有限理性

完全理性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与人类知识的进展相关,知识的进展强化了人类对理性的认知。有限理性提出以来,完全理性假设既受到挑战又与有限理性共生于经济理论之中,如何使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知识分为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两个方面,引证出理性主要由人类自组织的知识通过模式化认知构建,并通过对人的生物性价值认知模式的研究,提出有限理性在于知识的有限性,而完全理性也在于知识的不断扩展,使经济理论理性假设归结到知识。